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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一
母亲与济南
──追寻我的母亲柴雨华老师留下的足迹
作者：罗致鸿http://www.luos.org
●母亲与山东省立济南女子师范学校
 我的母亲柴雨华老师祖籍江苏省镇江市，1926年1月12日（民国十五年，阴历十一月廿八日）出生在山东省济南市一个名门望族的家庭里头。20世纪30年代末至40年代初，母亲就读于山东省立济南女子师范学校。在这所著名的新文化运动楷模学校，母亲度过了幸福、快乐、美好的时光。
2011年11月，一个清寒的早晨，我走在济南城中，千佛山下的泺源大街上。我依据掌握的史料在这条悠长的大街上寻找着开办于清末民初的济南女师旧址。
据济南出版社1994年4月出版的《济南市校史集》记载：“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经山东提学使鞠思敏决定，在济南顺河街虹桥开办一所官立女子师范学堂。1914年，该学堂改称山东省立济南女子师范学校，校址设在济南趵突泉毛家坟。1938年秋，山东省立济南女子师范学校与山东省立济南女子中学一址两校，校园从中间分为南北两院，筑墙为界。女师在南院，校门南向全胜街，女中设在北院，校门北向正觉寺街（今泺源大街100号，泉城广场南面）。”
 一路走，一路问，我终于在趵突泉公园东侧泺源大街之一隅找到了济南女师旧址位置。可惜的是因时代变迁，女师建筑已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正在兴建的高楼大厦（听说盖的是香格里拉大饭店）。现如今，我们也只能在文献中欣赏济南女师青砖黛瓦雕梁红柱的漂亮身姿了。（上图：柴雨华先生<三排左一>与同事们、学生们合影。点击放大）
虽然久负盛名的济南女师消失的无影无踪，可翻阅济南地方志，济南女师令人肃然起敬。据《山东省情网》报道：“1925年夏，中国共产党山东省首个妇女支部就诞生在济南女师的校园之中。”
女师学生的课余生活丰富多彩。据《济南日报》报道：“曹禺先生创作的经典话剧《雷雨》首演应在济南，由济南女师的学生公开演出，时间是1934年10月初。”
 关于济南女师学生演出《雷雨》这件事可在《山东省立剧院第一周年年刊》一书中找到更为详细记载：“平津流行的《雷雨》一剧，国内外最初上演的，是济南女师的六一剧社，六一剧社先于1933年排了这个戏，一度在校内公演，当局认为还不坏，就于1934年10月19、20日两晚假用省立剧院的剧场公开演出了。因六一剧社没有男生参加，不得不女扮男，虽然演员说的是方言，但能一字不差的演完全剧。这令从上海赶来观剧的著名演员、导演崔嵬大吃一惊。他说，这些女学生太大胆了！”
民国时期，女性已渐渐走出封建时代的桎梏，身心获得解放。随着新时代浪潮的到来，她们走进学校接受新式教育并广泛参与各种社会活动。女子师范学校，单是它的名字就充满了对那个社会的改造。那时候的济南女师校风谨严而得法，母亲在该校受到良好培育，日后出色的教育教学水平即起步于此。（上图：柴雨华先生著《一年级儿童的教导工作》。点击放大）
 写到此，想起几年前，我见到母亲的学生田女士，田女士说：“柴老师很认真。”母亲的学生岳先生讲：“柴老师很温和，说话轻声慢语，讲课亲切。柴老师给我们讲的苏联小说《卓娅和舒拉的故事》给我极大的鼓舞。”另一位陈姓学生说：“柴老师学养深厚，是非常好的老师，50年代我们家生活困难，柴老师经常接济我。”母亲说的是纯正的普通话，我能想象出母亲给学生上课的情景。上世纪50年代评级，母亲被青岛市文教局评定为二级教师（平心而论，我母亲本来可以评上最高等级一级教师的，但是因为我父亲的所谓的“历史问题”，最终我母亲被评为二级教师。那次评级全青岛市的小学只评出了一个一级教师，那位一级教师系工人家庭出身，当时全青岛的二级教师也仅仅评出了两个人，我母亲位列第一）。从50年代初期到文化大革命前，母亲带过的班全部是红领巾班。她的学生来自不同的家庭，有工人家庭的孩子，有干部家庭的孩子，有医生的子女，有市领导的孩子，也有驻青部队首长的子女。母亲对不同家庭出身的孩子一视同仁，都是一样的关心和爱护。学高为师，身正为范。母亲通过在济南女师的学习，已成为循循善诱的良师。母亲文辞优美，写得一手好字，是可以到师范院校教中文的，但母亲选择在小学里教书，为所钟爱的小教事业呕心沥血。母亲在所著之《一年级儿童的教导工作》一书中写道：“儿童是人类的花朵、人类的希望；新中国的儿童，是将来社会主义祖国的建设者和保卫者。我们教育工作者的严肃任务，就是要把他们教育成为祖国最有用的人--智、德、体、美全面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新人。俗话说'万丈高楼从地起'毫无疑问，一年级的教育工作，就成为整个少年时代教育的基础。如果在一年级打下了良好的教育基础，将来才会顺利地获得良好的教育效果。因此，一年级的教育工作，在整个教育过程上来说，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人生百年，立于幼学。幼年时期的教育对一个人的影响举足轻重。文化大师钱穆先生、老舍先生、李可染先生在登上大学讲台之前，都做过小学教员。千万别小觑小学教师，中共领袖毛泽东先生当过小学教员。作家、教育家叶圣陶先生和台湾星云大师也做过小学老师。1932年，教育家杨振声先生辞去国立青岛大学校长职务，到北京致力于儿童教育工作，编辑适合少年儿童的语文教材，他还亲自任教，实现了多年的夙愿。抗战时期，散文家、翻译家梁实秋先生在重庆任国民政府教育部“中小学教科用书编辑委员会”教科书组主任。他在《雅舍忆旧》中回忆说：“中小学教科书的编辑很需要技巧，不是任何学者都可以率尔操觚的。因为编教科书，一方面需要学识，一方面也要通教育心理，在编排取舍之间才能合用。越是低年级的教科书，越难编写。”文史学者傅国涌先生说：“基础教育决定一个国家的文明水准。'小学比大学更重要'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不是所有的人都要接受大学教育，但几乎所有人都要接受小学教育。大学教授是先生，小学老师更是先生。” 中国自古就十分重视儿童教育，2006年，时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胡锦涛同志访问美国，美国耶鲁大学校长向胡主席赠送了一件早年容闳先生捐赠的清代《小学纂注》珍本。作家叶永烈先生的父亲叶志超先生是民国时期的金融家，曾任浙江永嘉县（今温州市）银行行长。叶永烈先生在《华丽转身》中回忆说：“父亲为我保存小学一年级的成绩报告单。”可见叶家对初等教育的重视。民国为什么出大师？我想这与蒙学私塾儿童教育有很大的关系。说句老生常谈的话，读了《千字文》、《三字经》、《弟子规》、《百家姓》、《幼学琼林》、《龙文鞭影》、《笠翁对韵》等古时的启蒙读物，一定能顿悟出一些道理来，也一定会提高品德修养的，至少能在待人处事上多一些谦恭，这都是题外话了。（上图：柴雨华先生著《一年级儿童的教导工作》手稿。点击放大）
 济南女师鼓励女子以教育为终身职业，培养出一批德才兼备的优秀的教师。我母亲先后任青岛黄台路小学、青岛江苏路小学、青岛太平路小学、青岛嘉峪关学校、青岛莱芜一路小学、青岛观象二路小学班主任、教研组长，讲授语文、算术、美术课。1953年，母亲被评为青岛市优秀教师。是年，母亲代表中国教育工会青岛市委员会列席青岛市第三届职工劳动模范代表会议。1954年，母亲当选青岛市初等教师代表会议主席团成员。是年12月，母亲的学术著作《一年级儿童的教导工作》由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一年级儿童的教导工作》被中国国家图书馆、山东省临邑师范 学校图书馆等国内师范院校图书馆收藏。1955年3月，《一年级儿童的教导工作》作为初等学校教师业务学习的参考书第2次印刷发行。是年，母亲代表青岛教育界出席青岛市人民政府反对使用原子武器签名运动委员会文教分会会议。也是在这一年，母亲在当时青岛最大的礼堂青岛兰山路礼堂（建于上世纪30年代的青岛市民大礼堂，今青岛音乐厅）举办公开课，向青岛初等学校教师讲授苏联著名教育家凯洛夫教育学和自己的教学经验。开课的时候，青岛市文教局长和山东的大学教授们也来听课。翌年，母亲又在兰山路礼堂举办了公开课。20世纪50年代初，母亲参加了中国民主同盟，是民盟的老盟员。母亲的著作可以做辅助教材，20世纪50年代，《一年级儿童的教导工作》还走进了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的华文小学。也是50年代，北京师大附小邀请母亲前去执教，母亲婉谢了来自北京方面的一番好意。（上两图：作为青岛文教界知名人士，免不了要参加一些活动，图为青岛市人民政府教育局致柴雨华先生函。点击放大）
中国的教育走过一个甲子，过去小学教师最高职称只能评到副高，如今也可以评正高职称，小学有教授了，这无疑是对知识分子的尊重。
2011年11月3日，全国名校--青岛市实验小学（青岛江苏路小学）迎来110周年华诞。是日，该校举行了《榉树下──青岛市实验小学（江苏路小学110年）》一书揭幕仪式。翻阅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发行的《榉树下──青岛市实验小学（江苏路小学110年）》一书，我母亲的名字跃然纸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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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与济南大明湖山东省立图书馆及其他
泉城多胜景，当属明湖美。济南大明湖历史悠久，最早见诸文字是在北魏郦道元所著《水经注》中。大明湖为国内外罕见的天然泉水湖泊、闻名遐迩的游览胜地。杜甫、苏轼、曾巩、李清照、辛弃疾、赵孟頫、王士祯、蒲松龄、刘凤诰、铁保、刘鹗等历代名士都在大明湖留下了诗文墨宝。
初冬大明湖里的荷花虽然褪去了美艳，但依然充盈着荷香。那柳叶也翠绿，微风吹过，湖水涟漪。站在湖边，我想象到几十年前我的父亲和母亲乘上带屋顶的画舫泛舟荷花间优哉游哉的情景，那时的父母多好啊！
我从大明湖东岸一路找到南岸“遐园”里的山东省立图书馆旧址。省立图书馆旧址是一栋中国古典式建筑，青瓦、灰墙、飞檐、木门，看上去庄重古朴。图书馆房子很高大，透过窗户可见大明湖，景色极美。图书馆已封闭多年了，来的人很少，显得清冷，可是这里曾承载积淀着多么厚重的文化啊！
据《济南时报》报道，“遐园”坐落在大明湖南岸，为清宣统元年（1909年）山东提学使罗正鈞决定创办山东省立图书馆时所建。“遐园”大门朝东，入门迎面是层叠的假山，山北面有亭台和竹林。“遐园”花木扶疏，游廊迂回，曲水环绕，桥榭相接，湖水相映，景致清雅，成为大明湖景色最美的地方。而“遐园”里的省立图书馆因藏书丰富，故有“南阁（天一阁）北园（遐园）”之誉。（下图：2000年春，柴雨华先生在山东省立图书馆留影。点击放大）
母亲对我说她在济南女师读书时，时常到大明湖“遐园”里的省立图书馆阅览室读书看报查阅资料。今天，我终于找到了70年前母亲读书学习的地方，我仿佛看见清秀娴雅的母亲穿着民国时期的学生装坐在图书馆里读书看报的情景，此情此景体现了那个时代知识女性对生活的热爱和憧憬。我坐在省立图书馆门前的石阶上，心中越加想念母亲。不由得想起我年轻时有一阶段时间得了严重的胃病和咽喉炎，母亲看在眼里，疼在心上。一日，父亲来看我，老人家给我买来一本治疗胃病的医书《实用方剂学》，还带来了母亲给我买的药和一封信。母亲的信是用铅笔写的。洁白的图画纸上留下了母亲娟秀的字迹。母亲在信中写道：“致鸿：早上好！今得知你找到了一位好医生给你开药治疗，甚是欣慰。希望你能安心服药休息，调好饮食，就按这位医生的处方治疗，不要生病乱投医，不要去胡思乱想，安心保养，我想一定会很快的恢复健康，你说是吗？今请你老父前来代我陪伴你几天，你会高兴吧。我给你买了金嗓子喉宝含片，疗效甚好，可立即服用，看看药力如何？你是青年人，振作起来就好了，对吗？星期天要是好天气，回来玩玩，我有事找你。祝你健康愉快 妈妈柴雨华3月24日”母亲时时想念着自己的孩子，老人经常给我写信，有时母亲在信的开头这么写道：“致鸿孩儿如晤”，“致鸿孩儿如晤”如同见面，多么深厚的情义啊！我年轻的时候很幼稚，也很固执，曾在一些问题上与母亲意见相左。为此，母亲给我写了字条：“致鸿孩子，願你能过好生活，我丝毫不动摇的认为你是我的好孩子，在认识上与我有点不同，很快就会相同对吗？柴雨华妈妈”看了母亲的便函，我的心敞亮了，也感觉到了母亲容人的雅量。回忆母亲想起父亲来。一次，我去看父亲，年迈的父亲为我写下：“逝者已矣，来者可追。”八个字。这八个字是父亲坐在寓所附近的石凳上用钢笔蓝色的墨水写在信纸上的。逝者已矣，来者可追，催人奋进。记忆中，大概从上世纪90年代初至2001年前后的十几年里（那时父母与其长子住在一起），父亲几乎每日破晓即起床洗漱，早晨7点钟，拄着文明杖的父亲会准时出门到饭店吃早餐。早餐后，父亲走到公园对面一家报摊取报刊（父亲在该报摊预先付款订购了《参考消息》、《青岛日报》、《团结报》、《中国书画报》和《炎黄春秋》）。取了报，父亲会过马路慢慢地走进公园坐在石凳上阅报。父亲每日到公园消遣寻找的不仅仅是空气的清新，而是坐在公园里要比在家里的心情舒畅得多。有一次，我到公园找父亲，父亲看到我，用蓝青官话跟我说：“来，坐一阵。”多么亲切的四川口音啊！于是我在父亲身边坐下。上午九点钟的太阳特别温暖，公园很安静。此时父亲从随身携带的尼龙绸包里拿出钢笔和信纸，略微思考了一下，然后写道：“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非弘不能胜其重，非毅无以致其远。”父亲把曾子的话送给了我，这些都是很久以前的事了。现在想一想，当我遇到问题时，父母从未当面说过我什么，他们会写个字条或者写封信从旁提醒我帮助我。晚年时期的父亲还用毛笔在宣纸上写下十四个大字送给我：“运到盛时须警省，境当逆处要从容。”我想，这十四个大字也许是父亲的座右铭，父亲希望我也能把它当格言来对待。人兴盛的时候要鉴往知来，要时刻警戒自己不要犯错误。不顺利的时候，要镇静，沉着，不要慌。父亲和母亲对我的关爱鼓励，使我永志难忘。
从小到大，我父母对我完全是宽放底的，儒雅的母亲和豁达的父亲从未打骂过我，我就像一只鸷鸟自由地在天空飞翔。是啊，母亲在我身上完满地体现了一个“爱”字。她在我心中是最美的。记得每每见到母亲，母亲都会高兴地跟我说：“你是个高个子，你又长高了。”（左图：童年时代的作者。点击放大）
坐在省立图书馆门前的石阶上，不禁想起“文革”开始的时候，母亲遭受迫害，被打成青岛小教界最大的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工资被扣，下放校办工厂劳动。上一章节业已说过上世纪50年代我母亲在当时青岛最大的礼堂青岛兰山路礼堂举办公开课的事。那时只要听过母亲课的都会从中得到启发和教益。母亲深入浅出的教导方法，充满魅力的生动有趣的语言，都会给听者留下深刻的印象。但没料到的是，就在同一个地方，十年后“文革”爆发，母亲被推上了这个礼堂的台子上，挨了造反派的批斗。主要问题是在教学中贯彻苏修凯洛夫教育学毒害学生，要母亲给学生消毒。记得一次，母亲学校的造反派到我们家骚扰（这里容笔者罗嗦几句，那时我们家住在青岛主城区，今天叫历史文化风貌保护街区。那是一栋日式砖木结构的三层花园别墅，《青岛影像老街巷》一书对我家住的日式别墅有详细的图文介绍。我家两间屋子在一楼，24平方米的大屋有一东一南两扇极大的窗户。大屋的东窗下面连接着一排长长的落地柚木橱柜，柚木橱柜连接着精致的木地板。东窗外景致极好，远处是连绵的山脉，窗下种有一棵柿子树、一株白丁香、一棵石榴树和常绿的冬青树。大屋的南窗外有高大的银杏和杨树。大屋的隔壁是小屋，小屋有14平方米，小屋的南窗和南门外有一棵好看的紫泡桐。在一楼走廊我家的大屋与小屋之间还设有生火取暖的壁炉。日式别墅盖的很讲究，门把手和窗把儿都是铜制的。我家后院还有一大间20平方米的红瓦平房。红瓦平房有一扇东窗一扇南窗，门开在西面。听说这后院的红瓦平房是日占时期别墅里的仆人住的下房，上世纪50年代初，我家住进日式别墅后，后院平房平时只用来存放零星物品，基本上是不住人的），我们家的三间房子被大字报覆盖。我母亲在《请领导给我落实政策 文化大革命中的情况》中说：“工宣队（造船厂）进驻学校办学习班，学校开批判会叫我参加，不去就扣工资。个别人唆使学校的小孩打骂围攻我，不去就是旷工，扣工资，去了就围攻……用石子，泥沙打的我进不去校门……一直受围攻、打骂、讽刺、嘲笑……造反派头目当着我的面烧毁我写的书……给我带政治帽子，压制我……下课后利用课外时间去区委、教育局反映说是旷工不上班扣发工资……进了办公室就叫锁门，没有我的办公桌椅……调我去教育局木工组油桌椅，也不知那里找了个姓孙的老师自称代表党，用木棒打我腿部受伤……因受伤不能劳动，也做旷工对待……”据我母亲的长子回忆说：“造反派的头子反剪母亲的双手，致使母亲的胳膊关节脱臼。”母亲的长子说: “愤激之下，我召集要好的同学准备去找造反派头子讲理，母亲说：'他们做错了，你不要再去做错事。'”就这样，母亲阻止了孩子们幼稚的鲁莽行为。今天想想，当年母亲那一句“他们做错了，你不要再去做错事”的告诫，包含着太多的内涵。至少我看到了母亲的修养。母亲的修养来自良好的家庭熏陶和读书的积累。“文革”时期的母亲在身心极其痛苦的情况下，用她单弱的身体，拼尽力气，处处关心保护着懵懂的孩子不受牵连，不受伤害，这是多么大的母爱呀！
记忆中，大约1967年的时候，那时我只有3岁，风声鹤唳，造反派又来砸门骚扰，我赶紧藏在床底下，虽劫后余生，但犹有余悸。上面说过我母亲是二级教师，二级教师的月工资将近80元，那时在青岛一个月80块钱的工资已经相当高了。可是“文革”一开始，母亲就被打倒了。造反派月月找借口扣母亲的工资，发工资的时候只能领到10几元，几块钱，有时一分钱也领不到。尽管如此，母亲还是不忘给我增加营养。15号是母亲发工资的日子，每到这一天的傍晚时分，我就会坐在我家大门口的台阶上等候母亲下班回家，母亲回来了，我看见瘦弱的母亲提着沉甸甸的塑料网兜很吃力地一步步蹬上台阶向我走来，我赶快站起来飞快地跑下去迎接母亲。记得我边跑边叫“妈妈，妈妈。”这时母亲也会亲昵地轻声地叫我“致鸿。”那时候我这个小孩儿最关心的是母亲的网兜里装的是甚么。60年代都是用塑料网兜盛东西的。母亲的网兜里全是好吃的，有糕点、糖果、炼乳、麦乳精、午餐肉、黄花鱼罐头、水果罐头等等。记得父亲问母亲买这些食品花了多少钱，母亲只是笑笑，不回答，父亲无奈何，随之而笑，那刚刚发下来的工资已所剩无几了。其实我想，母亲并非大手大脚，我小时候体弱多病，母亲是在心疼我啊！对我们家庭来说，那是一个极其艰难的时期，我要感谢我的父亲和母亲，在那艰难的岁月里，我几乎天天能吃上一个荷包蛋。记忆犹新的是好吃的荷包蛋用足了花生油或者菜籽油或者猪大油，油汪汪的荷包蛋总要淋上些酱油，今天想想那荷包蛋还真有那么一点儿沪菜的浓油赤酱的味道。这里还要感谢一下我父母的长子和次子（笔者的大哥和二哥），那时大哥二哥关心我甚于关心自己，现在情随事迁矣。只记得那时每每家里开饭，大哥和二哥从不和我争嘴，总是让着我。上世纪60、70年代，青岛有不少有名的饭馆，其中中山路南头的青岛饭店（民国时期青岛饭店叫青岛咖啡店，解放后公私合营改为青岛饭店）和位于高密路、潍县路路口的广东饭店（广东饭店开设于民国时期，是广东人开的饭馆。广东人设立的广东会馆就在高密路潍县路旁边）最好。记忆中母亲常到青岛饭店给我们买早餐。母亲起得很早，等我醒来时，母亲早已把可口的早餐放在吃饭的大方桌（八仙桌）上了。青岛饭店的豆沙包堪称一绝，豆沙馅纯正，油性很大（放了猪大油），还甜丝丝的（加了白糖），没有一点儿杂质。茶鸡子儿用的茶卤儿很浓，很入味，茶鸡子儿很好吃的。他家的大米稀饭煮的很稠，油条和豆浆也好，我总喜欢在豆浆里加些白糖，觉得有滋味才好喝，现在这几味很难再找到了。说广东饭店顺便要提一下我父母的长子（笔者的大哥）和次子（笔者的二哥）。那时父母受压制受迫害，父母的长子和次子也不过20出头的年纪，他们俩为家里出了不少力，当然也有一唱一和的时候，这里只说出力的事。记得一个常骑着脚踏车到广东饭店买米饭。那辆产地阿尔巴尼亚的手闸脚踏车看上去有个七八成新，车把上有一盏照明灯，此车是在青岛中山路北头上的一家旧货商行买的。当时这辆来自欧洲的单车驮了一口铝锅，很风尚地划过青岛的主城区（上世纪60年代我母亲的长子还在中山路旧货商行买了一架苏联产的125照相机。那时中山路极繁华，旧货商行的斜对面是环球文化体育用品店，我母亲的长子和次子在环球文化体育用品店买过画具、油画颜料、口琴、吉他、小提琴、乒乓球和乒乓球拍）。广东饭店的米饭是一碗碗蒸好了的。米饭买好后，把筷子插进碗底，再沿着碗边用力转上一圈，一碗碗热气腾腾的白米饭就会脱离饭碗，这时便可将整坨的米饭倒进铝锅里了。当然这一大锅米饭是议价的，因为我们家的粗粮票和细粮票早就用完了。广东饭店蒸出来的米饭很好吃，若手头宽裕的话一定要点他家的炒猪肝和鸡酒牛髓汤，炒猪肝和鸡酒牛髓汤是广东饭店菜牌上的精品菜。说说广东饭店的炒猪肝，这味佳肴是广州的厨师烹调的。猪肝吃起来很黏嘴，很合口，配少许青菜就米饭，其味无与伦比。广东饭店的鸡酒牛脊髓汤炖的有滋味，是可以补身体的。再说另一个也常骑上自行车驮上一口铝锅一溜烟地到青岛火车站旁边的一家大众饭店买面条。那买回的面条大都是议价的清汤面，偶尔也买肉丝面。面条盛到锅里后，还不忘麻烦饭店的师傅再多舀上点儿酱油汤。可千万别小看用葱花爆锅的酱油汤，这酱油汤是用猪骨头熬制的，可以壮骨强体啊。说句心里话，那年月，我们家能吃上饭馆做的清汤酱油面已经很不错啰。“你放心，有我吃的，就有你吃的。”这是父亲对我说过的话。我上小学时有很长一段时间是要到父亲所服务的工厂拿午饭的。记得每当我快要走到工厂的时候就会远远看见父亲两手托着饭盒站在厂门口等着我。走近一看，父亲将铝制饭盒用牛皮纸包好，再用一根白线缠紧，多么细心的父亲啊！拿着父亲在工厂食堂打的午饭要走相当长的一段路才能回到家，当我回到家用手一摸铝制饭盒里的饭菜还热乎乎的呢。再小一点的时候，大概2岁吧，我是由保姆照看的。那时父亲每天早晨要把我背到很远的保姆家，晚上再接回自己家。“你很胖的。”父亲回忆说。（右上图：20世纪50年代，柴雨华先生（左）与韩其慧先生（右）在青岛合影。点击放大）
 母亲爱自己的家乡。2000年春天，已是75岁高龄的母亲决定到济南探亲。那时从青岛到济南需要坐六个钟头的火车。虽然一路辛苦，但老人家精神甚好，毫无倦意。母亲一下火车就去了大明湖“遐园”里的省立图书馆。有多少年没来这里了？母亲高兴地在图书馆门前拍照留影。我时常拿出母亲送给我的这张珍贵照片会看见母亲灿烂的笑容，会想起母亲对我说的话：“致鸿，我遗憾那次没带上你去济南，你说你有事去不了，我们坐上火车一块去玩多好。”其实我又何尝不想陪侍我的妈妈去济南呢。对我来说，这无疑是一件抱恨终天的憾事。我晓得母亲最喜爱济南府里的大明湖和大明湖“遐园”里的省立图书馆阅览室。那里是知识的海洋，是那样的恬静……（上图：又回故乡，2000年春，柴雨华先生在大明湖留影。点击放大）
幼儿时期，母亲是我的世界中心。虽然母亲处的环境恶劣，心里苦闷，但总是用温和的口气对我讲事情。记得我6岁的时候，母亲刚挨完批斗，就带我到青岛栈桥海水浴场洗海水浴。我在海里戏水，母亲就坐在台阶上等着我。我向母亲挥手，母亲也不住地向我挥手。当时的情景，依然历历在目，不能忘怀。
“文革”10年，黑白颠倒，随便整人。逆境中的母亲从未屈服，在母亲身上我看见的只有士可杀不可辱的抗争，在母亲身上我看见了知识分子的坚忍、刚毅以及对理想执着追求的鲜明性格。1976年，“文革”浩劫过后，人们重见天日。从１９６６年到１９７９年，母亲只身上访１３年，到上级机关反映问题并要求解决问题。1979年，党和政府作出给母亲平反昭雪，恢复名誉，恢复工作，补发工资的决定。当然，要感谢那些曾经帮助过我母亲的善良的好心人（1979年我父亲代我母亲给时任国家教育部长刘西尧同志写了上访信，上访信请时任国家计量总局局长李正亭同志和时任国家教育部干部路逸同志以及时任中国国家足球队队长相恒庆同志转交刘西尧部长。刘部长接信后批示山东省教育厅给我母亲平反。青岛市革委会、青岛市教育局、青岛市南区革委会、青岛市南区教育局给予落实。不久教育局在青岛兰山路礼堂召开了“柴雨华同志平反大会”（母亲未参加）。在会上，宣布了三条决定：一、给柴雨华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名誉。二、补发工资。三、恢复工作。“文革”结束后，我母亲希望继续工作，她在《请领导给我落实政策文化大革命中的情况》中说：“自己还有点工作能力，愿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贡献出自己的力量。”
我和母亲是一起出游过的。1985年12月，我陪母亲游览过首都北京。记得那次母亲只身从青岛出发，当母亲乘坐的火车抵达北京站的时候，我早已买好站台票提前进站在站台上迎接母亲的到来，那情景使我不能忘怀。早一年，1984年，也是大雪纷飞的冬天，我和父亲游了北京城。那次我与父亲持中南海内部参观券从南长街81号大门走进中南海参观了毛主席的故居“菊香书屋”。记得从丰泽园出来，还看见了南海里的瀛台……
注：在这一章节里，笔者写母亲，写父亲，同时也写了笔者自己悠远的童年和青少年时期的琐事。虽然琐碎，但那是不能忘怀的。其实笔者要谈的事情有很多，这只是草草勾画出的一个轮廓，开了个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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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与济南仁丰纱厂
“是你公公①介绍我到仁丰纱厂参加工作的。”母亲告诉我，上世纪40年代初，女师毕业后，就到济南仁丰纱厂工作了。起先在仁丰纱厂子弟学校当教师，后来调到仁丰纱厂财务科担任出纳。
济南仁丰纱厂位于济南后陈家楼北侧，东至三孔桥街，西至仁丰街，南至胶济铁路，北至仁丰前街。20世纪30至40年代，济南仁丰纱厂生产的“蜘蛛美人牌”原白布物美价廉，与日本产品竞争于国际市场。仁丰纱厂经理是旅欧学者、民族实业家、济南市商会理事长马伯声先生。那时马经理不仅经营纱厂，同时开办学校、面粉厂、电灯厂和林场，为民国经济发展做出了贡献。我看到一本有年头的《济南仁丰纱厂厂史》，书上这样说：“仁丰纱厂职工年终有6个月的花红，天天可到浴池洗热水澡。”可见那时仁丰纱厂职工待遇不错。1966年，仁丰纱厂改为济南第三棉纺织厂。近年纺织业萧条，济南国棉三厂已停产。
我在偌大的国棉三厂厂区寻访，有职工指着一处旧房屋对我说：“听说这是仁丰纱厂行政科。”我问：“仁丰的财务科还有吗？在哪里？”职工说：“后边还有一栋旧房子，不知是不是你要找的。”顺着他指的方向我看见不远处有一栋完好无缺的老房屋。我走上前看到这栋老房子屋楣红柱上雕刻的花朵依旧清晰可辩，不禁感慨。我猜想这里也许是仁丰纱厂的财务科，当年母亲在此办公吧。往事值得回首。那是1947年的事，我父亲罗鎔先生时任山东省政府特捐征收处处长，他定期要到纱厂查税。经马伯声经理介绍，我父母相识相爱在仁丰纱厂，1948年他们结为伉俪。对我的家庭来说，济南仁丰纱厂是一个值得纪念和回忆的地方。
值得提说的是当我一路寻找仁丰纱厂快要走到厂大门前时，远远听见台湾歌唱家费玉清先生悠扬的歌声，走进一看，是一位中年男同胞身穿白色工作服推着一辆三轮车正在仁丰纱厂大门旁兜售自制的糖果，再仔细一瞧，费玉清的歌声是从三轮车上放置的一台录音机里播放出来的，这位同胞真的有情调啊！
我母亲也爱听费玉清唱歌，尤其是那些年代久远的老歌。
①公公：柴馥荪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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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与济南三和街、济南正觉寺街
关于三和街名，一些老济南人说“三和”是指“天和，地和，人和”。还有一说，三和街原名“三合街”，因街东边的精忠街、南凤凰街和双庙街三条街上的雨水汇流于该街上，故名三合街。不管怎么说，三和街是古城济南名副其实的一条老街巷。
民国时期，三和街北起正觉寺街，南至南圩子墙根，是一条长500余米，宽5米多的南北走向的青石板街道，街两旁是青砖灰瓦四合院。住在三和街上的大都是普通人家，也有殷实的老户。（下图：20世纪30年代末，柴雨华先生<右1>在济南与祖母<坐者>合影）
 1926年1月12日，母亲诞生在济南三和街一个四代同堂的大家庭里。柴家这一支是从河南搬到江苏的，这是祖上很久远的事情了。朝代更迭，柴家从镇江再迁至济南已是清代的事。我的外祖父柴馥荪先生会计师出身，1899年出生于江苏镇江，是五代后周世宗柴荣的嫡后（听说早先外祖父经常到河南祭祖宗，祭一代明君柴荣皇帝，这都是旧俗了）。外祖父曾在济南开办“雲蘭阁”文具店，在河南和苏北经营盐场。外祖父到连云港经营盐场的时候就将“雲蘭阁”的事务交给其弟办理。我的外祖母李若蘭女士系浙江慈溪人，读过书，能为诗文，平时在家里料理家务。
三和街上有一所学校叫三和街小学。20世纪30年代初母亲迈入这间小学开始接受正规教育。三和街小学始建于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最初校名叫济南学务公所官立初等学堂，是济南最早的小学之一。1917改名为济南市新育小学，1931年改称济南市立第三实验小学，1938年改为济南市三和街小学。进入21世纪三和街小学改称山东省实验小学。国学大师季羡林先生回忆说：“我1921年考入济南市新育小学，在该校读了三年书。”这样说起来我母亲与季先生还是校友呢。
谈起三和街小学，母亲回忆说，学校有一个莲池，每当盛夏，荷花开了，会和大家一起到莲池观赏荷花的艳丽。在秋雨时节，坐在教室里自可听到残荷上淅淅沥沥的雨声的。长大后读到古诗句“留得残荷听雨声”才慢慢对“残荷听雨”有所悟。
 民国时期政府非常重视教育。在三和街和正觉寺街上共设有女师、女中、三和街小学、正觉寺小学、女师附小等五处学校。母亲和我说：“你公公在三和街正觉寺街开办过”雲蘭阁“文具店，经营笔墨纸砚字画。”三和街正觉寺街都有我外祖父的字号，我猜想，说不定当年季羡林先生是“雲蘭阁”的常客咧。（右图柴雨华先生的父亲柴馥荪先生）
那时候的三和街热闹异常。农历四月廿八日为唐代药王名医孙思邈的生日，每年这一天，都要在三和街举办“三和街药市会”。母亲告诉我，“药市会”是一个以买卖中草药材为主的集市。据《济南时报》报道，1931年到1934年，作家老舍先生在济南齐鲁大学文学院任教。由于齐鲁大学离三和街药市会很近，所以每年他都要到三和街赶“药市会”。他说：“我很爱这个药集。我觉得到底中国药比西洋药好，因为'国药'吃下去不管治病与否，至少能帮助人们增长抵抗力。我一定见着马蜂窝，大蝎子，烂树叶，就收藏起来；人有旦夕祸福，谁知道什么时候生病呢！万一生病了，有的是现成的马蜂窝……”老舍先生这番话很幽默也反映了中国人对中草药的信赖。“三和街药市会”于清初兴起，1964年停办，昔日热闹景象已不复存在。
旧历九月初九日，是重阳节，登高的好日子，济南最热闹的地方除了千佛山还有三和街上的“重阳节庙会”。母亲跟我说：“九月初九是公公，我的父亲柴馥荪先生的生日。一早我跟随公公去千佛山，下山回家要到三和街旁边的南圩子门外的重阳节庙会。庙会上有卖柿子饼的，我们会买一些带回家，真赛！（‘真赛’是济南方言，即妙好之意。）”季羡林先生回忆：“济南重阳节庙会设在三和街旁边的南圩子门外一大片空地上，我上小学时，经常和同学跑去看热闹。进入夏历九月不久，全国一些地方来的艺人会聚此地，有马戏团、杂技团、地方剧团、变戏法的、练武术的、说山东快书的等等等等，应有尽有。再加上临时赶来的卖米粉、炸丸子和豆腐脑的担子，卖花生、柿子和糖果的摊子，形成了一种人声噪杂，歌声沸天的气势，仿佛能南摇千佛山，北震大明湖，声撼济南城了。”1948年，重阳节庙会活动被取消。
1994年，济南进行城市建设。改造后的三和街成为泺源大街和泉城广场的一部分，我们现在看到的三和街是一片片崭新的居民楼房。
 提起正觉寺街，老济南人都知道清康熙皇帝三游趵突泉，起銮驾乘马来回走的都是正觉寺街。
20世纪30年代末，我母亲家从三和街搬到相距不远的正觉寺街。那时正觉寺街是一条长700多米，宽6米的东西走向的青石板商住混合型街道。正觉寺街上的铺子大都是青砖灰瓦的两进宅院，主人把宅院分为两部分，前为店铺，后是住宅。这两进的宅院都有一个长方形的小院子，住起来还是蛮宽敞的。（左图：柴雨华先生的母亲李若蘭女士）
正觉寺街东头开的是食品店、粮栈、杂货铺、粉坊、榨油坊、酱园、“保安堂”中药店、“雲蘭阁”文具店、邮政局、还有一家生产挂面的“庆年公司”。中西头是绸缎布匹店、成衣店、鞋靴店、木器店、毛巾厂、邮政局等。料想当年住在这条街上的老百姓走不多远就能买到自己想要的东西，日常生活该是多么的方便啊。
母亲从年青时就喜欢自己裁衣裳。她常到正觉寺街的绸布店买衣料，学着设计裁剪衣服。布褂、布书包、礼服、长裙、旗袍，变着花样做。
民国时期，济南的寺庙特别多。在700米长的正觉寺街上建有正觉寺、华林寺、三元宫、清真寺等四座寺院，其中当属唐初兴建的正觉寺最为古老。那么究竟是先有正觉寺还是先有正觉寺街呢？史学界和民间各有各的说法。不过一条街上寺庙这么多，信佛的人自然就多。“我祖母信佛。”母亲对我说。
 济南城内有七十二泉。正觉寺街北头的后营坊街上有一眼天然泉池--寿康泉。寿康泉的泉水十分旺盛，是周围居民汲水的主要水源地。民间传说，东汉末年，曹操任济南相，他的大营就在城南正觉寺街一带，喝的就是寿康泉的水。20世纪90年代，寿康泉消失在城市扩建中，实为可惜。（右图：20世纪40年代，柴雨华先生在济南。点击放大）
1994年，正觉寺街已改造成宽50米的泺源大街和高楼林立的正觉寺小区，昔日繁华的老济南味儿的正觉寺街如今变成了传说。
正觉寺街上有三棵老槐树。一棵在正觉寺门口，一棵在勾家胡同的斜对面路北，还有一棵在三和街小学旁边。相传三棵古槐为唐槐，棵棵老树虬杖蟠曲，苍古蓊郁，尤其是那一年一度槐花盛开的时节，更是心溢飘香，令人心胸旷达，为老街增添了万千光彩。可以想见，当年母亲在那槐花盛开的时候，每每走过三和街和正觉寺街，是多么陶醉啊！
谨以此文缅怀我的母亲父亲。
2011年11月13日，于济南山东宾馆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原载2011年11月29日《新华网》文化版首页《读城》2012年9月第34期）00000000
2012年春节，于镇江补充修改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2012年10月11日，于青岛静心斋修订000000000000000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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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2016年9月9日晚，在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中看到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北京市八一学校的报道。翌日，《人民日报》电讯：“在第三十二个教师节来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9日上午来到北京市八一学校，看望慰问师生，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习近平强调，教育决定着人类的今天，也决定着人类的未来。基础教育在国民教育体系中处于基础性、先导性地位，必须把握好定位，全面贯彻落实党的教育方针，从多方面采取措施，努力把我国基础教育越办越好。广大教师要做学生锤炼品格的引路人，做学生学习知识的引路人，做学生创新思维的引路人，做学生奉献祖国的引路人……八一学校是习近平的母校，他小学和初中都在这里学习……看到自己小学的学籍档案、当年同老师同学的合影、1992年母校45周年校庆时自己的贺信和赠送的礼品，习近平动情地说，母校给予我很多知识熏陶和精神滋养，我怀念那一段难忘的岁月，也铭记着老师们的教诲，希望母校越来越好……习近平指出，一个人遇到好老师是人生的幸运，一个学校拥有好老师是学校的光荣，一个民族源源不断涌现出一批又一批好老师则是民族的希望……”
2016年9月10日，于青岛静心斋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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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记
 我有两个老家，一个祖籍四川平昌，另一个是我的出生地山东青岛。算一算，至今我在青岛已经生活了50多年。“常常回来，这儿才是你的老家。”记忆中母亲和我说过无数次这样的话。母亲真切地希望我“常常回来”的“老家”是指我从小生长的地方。（左图：作者童年在青岛家里的<日式别墅>前院里玩耍）今天想想，这地方是那么亲切，这地方伴随我一步步成长，这地方当然就是我与父母共同生活的老家。在这个老家，我的母亲和父亲把我抚养大。1964年，我出生在青岛，出生后便住在这万般温暖的老家里（当然，我大约一两岁的时候也会时常到我外祖父家小住。那时，我公公住家在青岛风景区栈桥附近，靠海边，是一栋极有特点的欧式两层房子。很遗憾，那时我是个小孩儿，不记事儿，对公公没有深刻的印象。但是长大后，我从一张张珍贵的家藏照片中看见了公公和婆婆。我的外祖父是一位气度不凡的老先生。虽说外祖父不是富甲一方的大盐商大商人，但还是有那么一丁点儿资产的。公公是读书人，会计师出身，珠算好，是五代后周世宗柴荣皇帝的嫡后。公公有风骨，有气概，大概有一些柴荣皇帝的gene。民国时期，公公在济南和苏北经济界很有名望，是一位社会活动家。我父亲为官多年，拿过印把子，但是没有资财。父亲的多半薪俸供其弟上了四川南充中学和杭州国立浙江大学了。1952年，我父母带着两个小
 孩子从成都到青岛，资斧还是我外祖父出的）。我的老家离我公公的住宅不太远，是一栋花岗石筑基的三层日式房屋，此房大概建于上世30年代初期，院子很大，有前院（北院）、西院（上院）、东院和后院（南院），四周有围墙，两扇朝北对开的大木头门上还开了一个小木头门，平时大门是不开的，只走大门中的小门（“文革”中后期，我们这个只住了四户人家的院子又陆续搬来了几家人，从此，这院儿就乱腾了。我还记得，楼里楼外的人家争先恐后地走出家门“齐心协力”地把前院的大木头门拆了，随后在这股热火朝天的“建设”中开始私搭乱建起来。于是乎，走廊里有了吊铺，院儿里有了违章建筑，一溜小煤屋也“应运而生”。不过，我们家对此种“新生事物”的出现兴趣索然，抱视而不见的态度）。（右图：经历了三个朝代的柴馥荪先生。点击放大）从大门或者大门中的小门迈出去便是一条很幽静的铺着青石板的小路。东西向的石板小路长100余米，宽6米多，建在坡上，有台阶。在青岛，用石板铺设的小路为数不多，记得夏天的时候青石板石缝间还长出青草来，好一派自然景象。冬天一场大雪过后，石板小路会结上一层冰，左邻右舍的小孩儿便跑出家门踩上竹板在这天赐的“雪道”上举行“滑冰比赛”。现在想想那非正式的“滑冰比赛”是件多么快乐的事情啊！我家大门口这条美丽的青石小道有东西两个出入口，不管是走东头还是走西头，步出小路便是车水马龙的大马路了。顺便提一句，
 我家大门口的对面，也就是小路的一侧（北侧）有一个极大的院落。（左图：罗鎔先生在青岛家里日式别墅留影。点击图片放大）这院落里有着几十栋清一色的两层红瓦灰墙的中式小楼。红瓦灰墙的中式小楼里住的是某部队的团级干部。我幼时经常到隔壁这个部队的宿舍大院（我们都亲切地称部队宿舍大院为军院）玩耍。那时候我好像有那么一点儿冒险精神。一次，我爬上军院墙头，伸手抓住墙边伸展的树枝，我想借树枝的光荡到树上去玩。可是树枝断了，我的身体失去平衡，瞬间摔了下去，小小的我躺在地上两眼直冒金星，就在这时，军院里的一位团长叔叔把我抱起来，他一路小跑，把我送回了家。记得我的淘气并没惹来父母的责备。我幼时爱玩，不爱闹。出我家大门口往左拐于石板路上走上个四十几步再提脚蹬上二十多级石阶就是一条南北向的马路了。马路北边有一栋很高大的日式四层正方形平顶楼房（大北楼）。那时我会经常和几个玩伴冒犯地爬上大北楼的房顶放飞纸鸢。为什么说是冒犯呢？这是因为住在大北楼顶层的人家不喜欢别人登上他的房顶，于是就用砖头把通向房顶的楼梯堵住了。虽然砖墙阻挡住去路，但我们这些小孩子胆量极大，我们可以一个接一个地翻过砖墙爬到房顶上去。俗话说：“上山容易下山难。”每次从房顶下来时，我们这些小孩子都是提心吊胆的，因为随时都有可能发生危险。其实，我爬房顶的兴趣并不只是放风筝，而是站在最高处可以拥有更为开阔的视野。我儿时不敏，但有天趣，我上小学时会经常拿着碳素钢笔和图画本只身爬上大北楼，静静地坐在房顶上描绘视野中的人间万象。再小一点儿的时候，我会常常站在我家大门口放声歌唱那个时代那些脍炙人口的歌曲。那是夏天的晚饭后，天宇几抹晚霞，鲜明悦目的时刻，我出场了。有时我清唱，有时也会加入乐器伴奏。“这孩子嗓子真好。”现在我还记得大人们对我的夸赞。回头再想想，我从小就形成了不愿受约束、我行我素的性格。一次，我悄悄地溜出幼儿园走到马路上。记得我沿着马路走走看看，看看走走，一路走到一个十字路口的中央。这路中央有个交警指挥台，我“蹬上”指挥台兴致勃勃地模仿起交警指挥交通的样子。正当我玩得很起劲的时候，交警叔叔看见了我，接下来便是交警把我抱到了岗亭，再接下来我就看见几个气喘吁吁四处寻找我的幼儿园老师向我跑来。如此，我这个形单影只的小不点儿又被领回了幼儿园。可想而知，一回到幼儿园我就成了无人不知的小明星了。说实在的，我幼时就开始喜欢外面的世界了。我有一个小皮球，我不喜欢在院子里拍球，我会把皮球拍到院子外面的马路上与形形色色的人相识，总觉得在外面玩是最为快乐的事情。其实我的这些举动与我童时的一个习惯有很大的关系。这个习惯就是躺在床上举起小胳膊对着天花板画“天书”。那时候的我总感觉玩不够，画“天书”是在计划着下一个好玩的新内容。
 下面我要说说我住过的日式房子院子里面的布局和事儿。在说之前我要说明一下，有的时候可能离题太远，就请读者原谅，因为我没有设题，想到哪里就写到哪里，算作一篇一气呵成的补记吧。话说我家住的日式房子实际上就是一栋造型极为别致的花园别墅。（右图：罗鎔先生在青岛家里的大门口留影。点击图片放大）从正面看日式别墅东侧的红瓦斜坡屋顶呈极有特色的三角形状。别墅的前院有一条甬道，甬道足有30米长。甬道左侧种有一棵柿子树，每年金秋时节柿子树都会结出累累果实。长长的甬道的右边为翠绿茂盛的冬青树。甬道接着别墅门口的台阶，这门口前的四级石头台阶被包在一道半围拢的齐腰高的墙围中。蹬上四级台阶是5平米的平台，一转身，面西的别墅大门就在眼前。值得一提的是，这小小的精致的5平米平台以及它的台阶和墙围用的石料都很讲究，是天然的花岗岩。日式别墅的西侧有一个很大的呈坡状的院子，我们叫上院（西院）。上院有一株高大的紫泡桐和一些花花草草。上院的尽上头有一间不太大的红瓦平房，原先平房住的是仆人（还有一种说法，上院的红瓦平房原为车库），后来被改做日用百货食品店，我们把上院的日用百货食品店叫小铺。我小时候经常到小铺买面包。小铺老板是一位60多岁的老年人，我尊称小铺老板：“大爷。”大爷头发谢了，人非常善良，姓什么记不清楚了。“文革”期间，我母亲的工资月月被扣，家里常常寅支卯粮，记得我向小铺大爷赊过账。那时小铺旁边还开了一扇小门，小门外就是一条人来人往的马路了（“文革”中后期，一些任意而为的人把上院来了一个一分为二，他们在中间砌了一道墙，盖了两间平房，做起了压面条的生意。于是，这道新砌的墙的那一边就变成了这些人的囊中物，上院的小铺也就消失的无影无踪了）。我家住进这栋别墅的时候是上世纪50年代初期，准确的时间是1952年。那时日式别墅并不陈旧，盖的也讲究，窗户很大，窗把儿门把儿都是铜制的。我家住在一楼，一楼有三间起居室，我家有一大一小两个起居室（实际上我家两间起居室在别墅一楼的第二道门的里面，是独立的。这第二道门的里面是走廊。走廊里，也就是我家一大一小两个起居室的中间还有一个可以取暖的火墙，算是壁炉吧。一楼还设有卫生间、储物间、洗衣间和浴室。这里提一句，一进别墅大门，即推开别墅的第一道门迎面有一个6平米的小门厅，小门厅的对面另有一间起居室。听说最早这间起居室为会客厅，会客厅有20平方米，门朝西，有一北一东两扇窗户。
 从会客厅的北窗望出去可以看到前院和大门口的一举一动，也许这种设计安排是营造者在盖别墅时考虑的一种理由吧。不过，（左图：20世纪50年代初，柴馥荪先生与外孙合影。点击放大）上世纪50年代末会客厅改做起居室就不太理想，因有一扇北向的窗户，住在里面的人家就感到冬冷夏热。我想，这别墅的营造者或者是原先的主人把客厅放在东北向是恰当的，上面说过一是能看到前院和大门口的一举一动，另外一般朋友来访是不会在客厅坐太久的，只有少数朋友才会被请到旁边的餐厅吃饭谈天）。我家两间东南向的起居室在整个别墅里是最好的。说好，是因为阳光很充足，房间是最宽敞的。我住过的大起居室（大屋）的木地板上粘了一层塑料地板。那黛绿着底绘有姹紫嫣红花草图案的塑料地板让人赏心悦目。记得这塑料地板上还钉着一颗颗金光灿灿的小铜钉。后来塑料地板磨平了，露出了下面的木地板，于是，我们家就对木地板进行了养护，即隔三差五地打蜡。其实我家大屋原来是别墅之餐厅，小起居室(小屋)是厨房。我幼时常常从大屋同小屋间递饭菜的小窗口上爬来爬去地玩耍。木制的推拉式的小窗户很精致，我踩在大屋的沙发椅背上一躬身便可“抵达”小屋的写字台上）。我一直住在大屋里，睡的是一张很舒服的宽大的棕绷子床。棕绷子床安放在大屋南面的窗户下。两扇极大的对开的推拉式的南窗的外面是我家后院。日占时期，后院还种了许多树木，到我家住到日式别墅里的时候，南窗外已是长大了的银杏和杨树。秋日，那好看的银杏叶会随风飘落到窗沿儿上。这南窗外极安静，躺在床上会听到小鸟、蟋蟀和小猫咪的叫声。记得一次，雀声啧啧，我这个小不点儿爬上窗台看麻雀在枝头上欢快地蹦来跳去的，母亲走到我身边，哄我高兴，说：“数数有多少只小鸟鸟呀。”一次，猫咪在窗外“喵，喵”地叫各不停，我问：“什么叫？”父亲看了看窗外用四川口音的官话，说：“小猫儿。”南窗外是后院，上面说过我家在日式别墅里的一楼里有两间房子。大起居室（大屋）24平方米，小起居室（小屋）14平方米。小屋的南窗和南门外是我家的后院。我家50年代初搬进来的时候在后院还有一间20平方米的红瓦平房。我当然一直住在一楼朝东南的大屋里，很少去后院的红瓦平房。不过，夏夜，我母亲常带我通过小屋的后门到后院乘凉。记得母亲拿着一把大蒲扇，在石凳上很安静的坐着看闪烁的星星和一弯新月。我家后院很安静的，很少有人经过。大概5岁的时候，我就在后院开始了我的体育生涯。我是从立定跳远学起的。上面说过我小时候喜欢到我家旁边的军院里玩，稍大的时候，大概是上小学四年级吧，我来了个别出心裁的创举。是什么创举呢？那就是爬上军院的墙头，连续跨过一个个院墙的小门，以此来锻炼我的胆量、平衡力、协调力和节奏感，这为我青少年时代从事田径运动打下了一点基础。详细地说，这独门独院的军院小楼有一人高的院墙，一栋栋小楼的院墙相互连接。院墙从南到北长200多米，墙头很窄，大约30公分，院墙小门宽1米左右吧。那时我可以站在墙头上一纵身跳过院墙的小门，然后再跑向下一个院墙小门。于是，我在这200多米的“空中跑道”上不着地的勇往直前，好像有一种所向披靡的感觉。后来我进入少体校，教练知道了这件事，对我说：“你的协调性不错，可能与这个有关。” 有志者事竟成。1978年，我获得全国少年田径分区赛华东赛区男子跳远第5名。1978年我打破了山东省少年三级跳远纪录（1978年12月3日，《青岛日报》第四版报道。左图：作者少年时代在青岛的家里留影。从照片上看，日式别墅有漂亮的木质装饰线和精致的推拉式小窗户。点击放大）。1981年我在山东烟台夺得山东省少年田径锦标赛男子三级跳远第3名，同年，在青岛举行的山东省少年破纪录赛上，我获得男子三级跳远第1名。1984年春节刚过完，我只身坐火车先北上到首都北京然后再乘火车南下到广西南宁参加全国部分省市体工队和行业体协组织的冬训（南宁集训期间，我的弹跳力增长很大，在篮球场，我能四步助跑起跳腾空向上双手抓住篮圈）。是年5月我回青岛在一次市级比赛中跳出了当年青岛市三级跳远最好成绩。赛后，作为高水平运动员，山东大学法律系要破格录取我，还有两支部队体工队主动联系我要带我去当体育兵，这一些我都错过了。其实我那时还是蛮有兴趣学法律的，当然也想穿军装，可我却被动地到了济南山东体工大队田径队训练，一段时间下来，走了很多弯路，还打扰了中央首长和国家体委的领导同志……记得小时候我有一辆三轮自行车，前后院是相通的，那时，我会挎上木头枪，跨上我的自行车很快乐地从我家后院骑到我家前院再从前院骑回后院，那骑来骑去来来回回兜风的情景至今仍历历在目，不能忘记。我家大房间的摆设虽然简单朴素，但仍旧透着旧官吏读书人家庭的威严气派。两把楸木椅子、两把藤椅和一个很敦实的榆木圆凳把一张吃饭用的楸木大方桌（八仙桌）围在中间。一对单人沙发，一个椭圆形的榉木茶几靠在一进门右侧的墙根下。我家风景绝佳，幼时我常常坐在沙发上透过东窗眺望景色宜人起伏连绵的山脉。东窗外面有一个小院子，院子里种了一棵柿子树、一株白丁香、一棵冬青树、一棵石榴树。石榴开红花，很好看。丁香开花时香气扑鼻，柿子树的高度几乎长到了三楼。深秋，院里的人会用竹竿去收获黄橙橙的柿子。夏天的时候，东窗外的墙壁上会长满绿油油的常春藤，若东窗没有关上，藏在常春藤里的壁虎就会爬进我的房间。其实，也不必大惊小怪的，壁虎也叫蝎虎，旧称守宫，守宫能在壁上爬行，吃蚊、蝇、娥等小昆虫，对人类有益的。青岛市区丘陵起伏，我住的别墅在山腰上。我家东院的围墙不高，可以俯瞰隔壁（下院）院落之全貌，可以越过下院看到更远处极有韵味之街景。我住的大房间靠近沙发的墙角有一个小食品橱、一个面盆架和生火取暖的炉子（我家只生炉子，从不拉风箱，也不去安风箱，
 有一把蒲扇就足够了，如此，炉门里的炉火照样很旺盛）。记得冬天的时候，清晨，窗子的玻璃上结了好看的冰花，窗外已是冰天雪地，这时候，都是父亲最先起床生炉子，父亲生的炉子为我们一家人带来了无比的温暖。我们家的楠木写字台是我母亲用稿费购置的。写字台还配了一把皮面的弹簧转椅。我小时候常在可以升降的转椅上转来转去地玩耍。楠木写字台靠在光线极好的南窗下，平时母亲就在写字台上写作备课。大衣橱并不是名贵木材打造的，但放了不少衣物。我家有一个很大的樟木箱子，（右图：20世纪60年代的柴馥荪先生。点击放大）樟木箱两侧有铜制的提环，樟木箱和大衣橱靠在一起，樟木箱的上面还搁了两只西式大皮箱。这两只西式皮箱是我父母从济南带出来的，西式皮箱随他们走了不少地方。记得，我住过的大屋的东窗下那张单人床的旁边还连接着一排长长的落地的木制橱柜，这木制橱柜里放了很多书籍，我父亲常常坐在东窗这儿看书读报听广播（东窗2米多长，是由8扇对开的长形窗户和4扇单开方形的窗子组成的。长窗在上，方窗在下。此窗下面连接着一排长长的落地的木制橱柜，橱柜同样也是2米多长，高1米，有4扇拉门，里面空间很大。橱柜也是窗台，半米宽的窗台可以摆放餐具。橱柜里可以放书籍，也可以放餐具。小时候，夏日炎炎，我常躺在窗台上纳凉。令人忍俊不禁的是有一次我在窗台上睡着了，一翻身掉了下来。其实，我儿时的生活并非那么风平浪静。一次，飞机在头顶上轰鸣，我急忙爬上东窗，手抓窗把儿，同时把脚伸出窗外踏在窗台上，此时飞机尖啸着飞过顶空，我探头仰望，一不留神，摔了下去，着地时我下意识地用手触地，造成筋骨受伤）。我家住的这栋日式别墅从营造算起到今天已经80多年了，80多年的房龄算是老房子了。老房子在青岛主城区，现今叫历史文化风貌保护街区。当年，我家住的这片区域被市郊的人视为靠“街里”最近的地方，也是最好的地方。说最好的地方是因为我家周围的教育、文化、体育、医疗等资源极为丰富。离我家不远处设有1所大学（即青岛医学院。日占时期，青医为日本高等女子学校，当时叫纮宇女中，即女子中学，纮宇女中只收日本学生），6所中学和7所小学（这些中小学历史很长，有很多是外国教会创办的，如礼贤中学、
 文德女子中学、尚德小学等。有一种说法，1898年，美国北美长老会派遣传教士到青岛传教，该教会在我家附近建了可容纳200人的小礼拜堂。德国柏林传教会也看好了我家周边这块风水宝地，1899年，该会在我家周围成立教区布道。1903年，德国同善会的传教士尉礼贤在我家近旁建了礼贤书院）。（左图：罗致鸿与母亲柴雨华先生在青岛家里合影。点击图片放大）从我家出来走过几条极其安静的街道便可抵达热闹至极的青岛市工人文化宫（文化宫为青岛规模最大的文化娱乐场所，设有电影院、书画展览厅、图书馆、阅览室、篮球场。有一种说法，日占时期，文化宫为日本陆军俱乐部，抗战胜利后美国西太平洋舰队接收了日本陆军俱乐部。值得一提，文化宫的篮球场为灯光球场，上世纪70年代，文化宫经常在晚上举行极具吸引力的篮球比赛。当时能代表青岛最高水平的球队便是青岛职工男子篮球队和青岛警备区男子篮球队。每当这两支球队在文化宫篮球场开打的时候，我这个一向坐不住的小学生也会兴致勃勃地赶去观战。文化宫的书画展览厅也是我这个小小少年常去的地方。两层楼，地板地，经常举办油画作品展览和水彩画作品展览。当年青岛职工的油画和水彩画水平是相当高的。展出的时候，我俨然是个大人，也会一幅一幅地去欣赏美术家们的作品。文化宫的阅览室我也常去。可是我去阅览室不是看报纸，而是去找我父亲。父亲退休后几乎每天晚上都要到文化宫的阅览室看报纸。阅览室只有一层楼，是典型的日式木造老建筑，窗户很大，地板地。进出时都要蹑手蹑脚的，很安静。那时文化宫的电影院叫工人剧场。工人剧场也是我常去娱乐消遣的地方。少儿时代崇拜英雄人物，1974年，我在工人剧场看了十一遍王心刚先生主演的黑白故事片《侦察兵》。“翻高山跨险峰，我们是人民的侦察兵。”《侦察兵》的插曲难以忘怀。还有一件事我一直记忆犹新。1986年8月4日晚上，山东交响乐团特邀美国著名指挥家赫伯特·齐佩尔先生在高大的工人剧场举办交响音乐会。谢幕时，我鼓起勇气，手持节目单第一个登上舞台，请赫伯特·齐佩尔先生签名留念。时年82岁高龄的赫伯特·齐佩尔先生用自来水笔在折叠式节目单第一页的左上方写上了自己的名字。至今我还保存着这份珍贵的节目单）。我家近旁有一个很大的体育场，即青岛市第二体育场（史料记载：“日本占领时期，二体这里是日本第一寻常小学操场，抗战胜利后，美军用为军用物资仓库。解放后，二体设体校，培养体操、乒乓球、举重、篮球、排球、田径运动员。”二体有一个灯光篮球场，上世纪70年代，青岛男篮与青岛警备区男篮经常在此举行友谊赛。我是个“有故事”的人，记得上世纪70年代，我代表校足球队参加了在二体足球场举行的青岛市小学生足球对抗赛。比赛中，我司职后卫，记得比赛很激烈，我把球回传給自家守门员，守门员没有停住球，于是，上演了一个乌龙球）。德、日侵占青岛时期设立了医院（1897年德国侵占青岛，次年德国在青岛设立海军野战医院。1914年日本侵占青岛，三年后的1919年日本在青岛设普济医院，中国收复青岛后，德、日侵略者建的医院由中国政府接管。如今德、日医院为公立医院）。1930年，美国信义会在青岛设立私立全科医院，现在该院成为公立医院。以上三所公立医院（青岛大学附属医院、青岛市立医院、青岛市中医院）就在我家附近。这里还要提一下，据国民党青岛市社会局1934年调查，那时外国人在青岛设立的私立医院和诊所共有30家。我看到资料，这30家外籍人医院有9家在我家附近，其中有一家叫什么堂的日本私立内外科医院就开在我家住的这条静谧的石阶小路上。一位研究青岛市情的文史专家跟我说：“你住的地方是一条石阶路，两侧有德式、日式建筑，曾是上层人士居住区。”上世纪30年代，我家住的这条路上有一所日本人开的医院，在一条如此安静的小路上开设医院能有谁来看病呢？日本侨民，还是中国的达官显宦，德国人也来吗，美国人，苏联人呢，我猜想也许这家日本医院为日寇的情报机关，开医院只是个幌子吧。纵观青岛历史，文化底蕴最深厚的地方就是我家这片区域，青岛的其他区域是无法比肩的。说到这儿，我要跟读者介绍，以前青岛还有很多挺不错的地方，只说几例，据介绍，大学路西是日本中学教师宿舍和中国银行职员宿舍，东为两湖会馆。虽说大学路有十几栋单体小楼，但由于庭院较小，又紧挨着交通干道，住起来并不理想。相比之下，掩藏在大学路里面的黄县路和龙华路上的欧式、日式小楼均为中国上层人士住宅（国立青岛大学校长杨振声先生住在黄县路，龙华路住着姓方的富商）。龙华路旁边有龙口路，据说，一些大名鼎鼎的人物曾在龙口路上的别墅里住过。1946年3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副局长戴笠在青岛短暂逗留，住龙口路。1950年4月，华岗先生被任命为山东大学校长，住龙口路。听说龙口路的深巷里还住过伪青岛市长。上世纪30、40年代，青岛的无棣一路、无棣二路和无棣路是中国人、日本人混居的区域。无棣一路有日式建筑，住着有名的叶姓富商。东北抗日联军杨靖宇将军的夫人曾住在无棣二路。无棣二路有几栋日式建筑，日本人开的会社、医院和铁路局日本职员宿舍就在这条路上。无棣路有一所幼儿园，叫康乐幼儿园。据说康乐幼儿园是青岛市第一家私立幼儿园。该园庭院很大，日式小楼，上世纪50年代初成立，当时有很多社会名流的子女在康乐幼儿园接受早期教育。无棣路片区生活气氛浓厚，该路南临百年老街“波螺油子”（波螺油子路由马牙石铺成，有报道说，2001年，青岛快速路一期工程动工……最早的波螺油子路彻底消失），北靠贮水山（资料说，明朝为防倭寇入侵，曾在贮水山上建烽火台，叫烽台岭，德占时期叫毛奇山，日占时期叫大庙山）。说从前的青岛市郊是指崂山、沙子口、麦岛、湛山、浮山所、吴家村、李村、四方、沧口，包括台东、台西等青岛四郊区域。“街里”是指青岛中山路一带。这一划分是100多年前德占时期由德国人制定的。德国人把青岛中山路一带划为欧人区，以贮水山、青岛山、信号山为界，把居住在欧人区的中国老百姓迁到台东（台东镇）聚居。从德占青岛开始，甚至再早一些，一直到解放前，台东这一带都是做小营生的。我有一位同学，他家世代居住在台东一带的小爬爬房里。后来同学家终于等到了拆迁住上了楼房。讲台东的事儿可不能绕开台西（台西镇）不说。台西在青岛火车站以西的地方。以前住台西的大都是码头工人、铁路工人和小职员。和台东一样，台西也是平民区。青岛一位老专家说自己小时候有一段时间就住在台西，老专家回忆：“住台西时邻居对我直呼其名。稍大点儿的时候，便离开台西搬到了与中山路相邻的一条街上。住这条街情况就不一样了，邻居见面很礼貌，很客气，对我很尊重，称'少爷'。”老专家说的这条街上的住户大都是政界人物、文教名流及大商人。时代变迁，如今台东台西日新月异，已成为青岛主城区的一部分。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德国、日本侵占青岛，德日以及其他外国列强在青岛造了不少房子。 上世纪60、70年代，也就是我的少儿时期，我们家这一片全是洋房，花园别墅鳞次栉比。那时我家后院隔壁是一栋两层的英式别墅，记得这栋别墅的外墙立面为一块块极有特色的长条木板，站在如此有特色的建筑前，俨然到了英国舒缓的田园乡间。上世纪80年代初，英式别墅被拆掉后某单位在原址上盖了一栋宿舍大楼。我家东窗外有一个小院子，小院墙外邻接的是一个很大的院落，我们称它下院。（右图：罗致鸿与母亲柴雨华先生在青岛家里的后院里合影。点击图片放大）下院有一栋日式别墅，该别墅只有一层，造型极为漂亮，我小时候经常跑到下院去玩耍。这下院靠我家围墙处还有一座用太湖石堆砌而成的假山。假山周围种了不少树木，我常与同伴在假山上捉迷藏。上世纪80年代该日式别墅被拆除替代的是一栋单位建的宿舍楼。史料记载，以前我家这一带是高档住宅区，一片欧式日式建筑，透出一股旧时的贵族气息。我家这一带住了一批富商巨贾，青岛广播电台畅行952频道《青岛老街道》节目也广播过。我家离青岛实业家、教育家王宣忱先生家很近，只隔了几个院子。青岛振业火柴公司创始人丛良弼先生的公馆也在我家近旁。听说我家住的这所房子，也就是日式别墅的主人也大有来历。起先为日本银行经理，后来是国民党少将师长。时光荏苒，我在日式老房子里生活了将近30年，直到我成家住到外面。
 虽然我成了家住在外面，但会经常回母亲说的“老家”看望母亲。“早上好!”记得我每每早晨回家看母亲，一见面，我还没来得及向母亲问安，母亲总是首先这样亲切地问候我。“早上好！”是来自母亲最珍贵的关爱。每次与母亲道别，母亲会跟我说：“时常来看望我。”母亲每次都要送我到大门口，我走出好远，回头看母亲，母亲远远地向我挥手道别。（左图：作者年轻时在青岛家里的<日式别墅>大门口留影）
年迈的父母常来看我。我住在高楼上，高堂不畏惧会一步一步登上来。上楼的时候，父亲总是和我说：“你先走，我慢慢走。”母亲到我的住所来玩总是很高兴。我的小房间有一张多功能沙发，午饭后我把沙发打开请母亲小憩，记得母亲和我说：“小床很舒适，我来的时候可以在这儿休息。”2000年4月23日，父亲来看我。记得那天，父亲手里拿着送给我的两件很沉的礼物（父亲在百货公司买的礼物是深圳出的霸王牌带有音乐报时的石英钟和广州生产的三角牌磁化快速自动电热开水瓶）登上我住的高楼时已经累得喘嘘嘘了，我触景生情，为之动容，不由感到难为父亲了。2002年8月31日，母亲来看我，偏偏我到外边办事不在住处。母亲留了字条：“孩子罗芦：这是我给你买的白桃，放在这个门口，希望你能收下，现在我开始坐车回去，明日见 妈妈柴雨华8，31”如今再看母亲写给我的字条，觉得愧对母亲了。那天母亲登那么高的楼，提那么沉的礼物，我却不在住处……
 为了写这篇补记，我重新整理了母亲的信札。母亲在给我的几封书信中是这么说的：“致鸿孩儿，我有事上火车站晚点回来，中午的饭菜都已做好，你出来吃好啦，我已吃过了。下午出去早点回来。妈妈 柴雨华 1,19”“致鸿孩儿，我在后院，你回来了就叫叫我。妈妈 柴雨华 3,7”“祝愿致鸿孩儿生日安乐 母亲柴雨华 1995春节”“给三儿子罗致鸿生日礼品玩具数件致喜--（可爱的大公鸡闹钟，生日蛋糕）妈妈 柴雨华 1997,正月初二”“致鸿孩儿：早上好，我出去有事中午即回。妈妈 柴雨华”“鸿：我可能晚点回来你要出去把门锁好 至要 妈妈”“致鸿孩子：你回来了就在家玩乐，我因事不能在家休息，出去走走即回 晚上见 妈妈 柴雨华 10,2”“亲爱的罗致鸿：新年之际又是你的生日，在此我祝福你；生日愉快高高兴兴，身体健康，生活安慰幸福，万事如意，心想事成，使你的理想安然实现 母亲妈妈柴雨华 2000，元,2日”“祝罗致鸿儿子欢度春节，生日快乐 妈妈柴雨华字 2003,1,12”（母亲留下的文字何等珍贵！2012年1月12日，是母亲诞辰八十六周年纪念日，《柴雨华老师文墨家书选录》终于付梓成书。）（上图：《柴雨华老师文墨家书选录》。点击放大）
我常和父母聚餐。记得我请父亲吃清蒸鲈鱼，红烧黄花鱼，父亲告诉我：“吃鱼要吃带鳞的。”我买了北京烤鸭，自己做了虾仁腰果、肉末海参和大葱炒鸡蛋，请母亲品尝。母亲常和我回忆说：“你请我吃过北京烤鸭、虾仁腰果、肉末海参和大葱炒鸡蛋。”虽然母亲出生在山东济南，但祖籍为江苏镇江。母亲小时候曾随其父亲（我公公）其母亲（我婆婆）到镇江和连云港生活过一段时间（大概有两三年的时间吧），回泉城济南后，母亲还是保持着在江南的生活习惯，平时是不吃大葱大蒜的。可是母亲吃了我做的大葱炒鸡蛋却非常高兴。（下图：柴雨华先生手迹之一。点击放大）
 韶光流逝，人生易老，母亲老了，衰病了。2006年5月，母亲80岁高龄时腿部骨折。虽然经医生精湛的手术治疗，置换了人工股骨头，但是母亲还是没能再站起来自由地行走。母亲是一位坚强的女性，她从来不向困难低头。记得母亲坐在轮椅上微笑着对我说：“欢声笑语依然在，君莫愁。” 2008年2月21日，正月十五元宵节，我看望母亲，母亲跟我说：“人生为欢几何。”“我四十岁生的你。”我永远不会忘记每每过元旦和我生日的时候，母亲都会送给我带有动听音乐的贺年卡、彩灯、彩色气球等礼物。我的生日，母亲最为高兴。2008年新正初二，母亲在送我的生日贺信上说：“祝致鸿生日快乐愉快，幸福安康，生活好，工作好，万事如意。妈妈柴雨华”记得母亲伏在轮椅的小饭桌上写贺信的时候，我就站在老人的身后，那时候的母亲疾病丛生，握笔已经很困难了，但是，母亲还是坚持写下如此珍重的祝福。
母亲多次住院，得到了医生朋友的精心治疗悉心照护。一次，母亲病情危急，医生朋友用中西医结合的办法使母亲转危为安。记得医生朋友用了白蛋白和生脉。也是那一次，医生朋友问母亲属相“柴老师属什么的？”“我属于人民。”母亲语颇隽永，意味深长地说。
有几次母亲身体极虚弱，医生建议给母亲下胃管（鼻饲），母亲病情稍有好转，便坚决要求把胃管拔下来。有一次，母亲自己将胃管拔了下来，说：“我怎能用这个吃饭。”
“柴老师，不要乱吃药。”这是青岛医学界一位德高望重的老院长告诉我母亲的，母亲又把老院长的话告诉了我。可是病榻上的母亲吃了太多的药。
 人世间有多种题材的文章可以书写。可与母亲告别的文章就很难下笔。我害怕那些与母亲在一起的时光被遗忘，只有写下来，才能记住母亲给予我的哺乳之恩。永远记得2011年9月中旬10月上旬的时候，母亲在病榻上对我说：“我想，我可能是老年病。”“看看有什么好吃的。”“吃点儿东西。”“我们在一起聚餐。”病魔缠身的母亲还不忘招待我。“书包里有一块花布，你找找，带回去。” 母亲再三嘱咐我。“别吃苦头。”母亲劝我，丁宁周至。“下没下雨？”母亲问我。“你都去哪儿玩了？” 母亲问我。“我想去海边，火车站，百盛，五四广场玩玩。”母亲向我说出了她老人家最后的愿望。听了母亲这些话，我很难过。（右图：柴雨华先生手迹之二。点击放大）
今天，我和母亲说：“妈妈，您说的这些话我都牢牢记住了。”
2011年10月11日中午12点我回家看望母亲，下午1点，母亲说要起来，我们搀扶母亲在床沿上坐了2分钟。当天18点，母亲不幸病逝在青岛自己的家中。慈母离开的时候，我陪侍在老人家身边。母亲去世当夜，一位老同事，也是我多年的好友建议我们在家中为母亲烧纸守灵。母亲的照片摆放在平时吃饭的大方桌上，我们在大方桌旁边为母亲烧纸守灵。悠悠长夜，我们陪伴母亲到天亮。母亲去世的次日上午大概8点钟，我们关上母亲房间的门窗到医院的太平间看望母亲。但不知何来的一场大火一下子把母亲居住了近60年的房间烧着了，后来这场突如其来的大火被及时赶到的消防战士扑灭了。就在大火发生的第二天清晨，母亲房间的南窗外一道几十年之久的3米高的院墙轰然坍塌了。
这次大火后老房子（日式别墅）和老房子外面那倒塌的砖墙被重新修缮。
母亲的追悼会于2011年10月13日上午11点在青岛殡仪馆举行。我悲痛欲绝。民盟青岛市委组织部部长参加了母亲的追悼会。听说追悼会前，一位关心我母亲的民盟山东省委秘书长在电话中跟我们说：“柴老师是优秀老师，柴老师走了，以后靠你们自己了。”
母亲好像是睡着了，我与母亲做最后握别，母亲的手那么柔软，就如同母亲的心一样，那冰川也被母亲溶化了。母亲留下的笑容是慈祥的，永远在我的记忆里。
母亲追悼会的下午，雨点飘落，飘落下来。
常常梦见母亲。梦境中，母亲送给我的那块漂亮的花布还放在母亲的枕头边。母亲的深灰色书包还在的，还在的。
“多好的房子。”这是父亲说过的话。此话说在2008年。2008年母亲住在疗养院做康复治疗。那次，我陪父亲回家看看。这家就是我与父母共同生活过的地方。我和父亲来到日式老别墅，别墅空无一人，因长期不住人，窗帘紧闭，灯光昏暗，显得极为冷清。记得父亲坐在他曾经生活了50年的老地方，靠东窗下的那张单人床旁边的藤椅上，说：“多好的房子。” 那次，父亲坐的时间很短，只说了这一句话，便起身离开了老房子。这也是父亲最后一次回到这个家。50年岂是一个短时间？这中间究竟发生了什么样的故事呢？
 岁月其徂，日式老别墅透着陈旧，但它是我生命开始于此的地方。日式老别墅诉说着近90年的历史。我想将历史留住。我自小在老别墅里长大，对老别墅有很深的情愫。老别墅的每一处都散落着我的外公、我的外婆、我父亲和我母亲留下的足迹。（左图：作者年轻时在青岛家里的<日式别墅>后院东窗下留影）
父亲留下一幅手泽，好象是一副对子，这幅毛笔字写于上世纪90年代末，父亲在宣纸上写道：“明月以不常满为心，大海有真容人之量。”
自父母病逝后，几年中，我很少回老房子。我不想以今日之观感，冲淡记忆中的童年往事。
朱光潜先生在一本书里说：“我是一个旧时代的人，流落在这纷纭扰攘的新时代里面，虽然也出过一番力来领略新时代的思想和情趣，仍然不免抱有许多旧时代的信仰。”
子曰：“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
在去往机场的路上匆匆地翻阅一本小说。我与小说里的主人公有所不同，我也是一只风筝，父母不在了，线就断了，也就随风飘走了。
飘落的地方，天气是这样的明朗清新。
2017年10月11日初稿 ，时夜深人静，万籁俱寂。00000000
2018年2月4日立春修改0000000000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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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补记
2018年2月11日晨我梦见了我的父亲和母亲。是腊月廿六，临近春节。形象是那样的清晰，声音是那样的真切。父亲到银行取了钱掌灯时分回到了我小时候生长的地方--我的老家--日式老房子。好象母亲和家里的人正在忙着做饭。父亲和母亲说："今晚我们到馆子里吃饭，我请你们。"父亲还是说着一口亲切的四川官话。
多么善良的父亲！多么疼爱孩子的母亲！
2018年2月17日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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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记三
我母亲是中国民主同盟资深盟员，民盟非常关心我母亲的生活和身体健康。母亲生病住院时，向民盟寻求帮助，民盟总是有求必应。我母亲逝世后，母亲学校派员看望慰问了我们。我母亲病逝的消息传出后，母亲的学生、按摩师、我们家的老朋友、老同事、老街坊于第一时间赶到医院向我母亲作最后告别。第一时间赶到医院的田女士说：“柴老师做事是最认真的。”其实认真的习惯跟了我母亲一辈子。田女士是医院干部，我见过好几面，我尊称她为“田大姐”。田大姐是我母亲教过的学生，我母亲生病，田大姐多次帮我母亲找医生细心诊治。田大姐的父亲是德高望重的老教授、老院长、全国知名医学专家。田大姐既是我母亲的好学生，也是我们家真正的好朋友。我母亲晚年多疾病，2010年夏秋之交的一个晚上，母亲感觉到身体不舒服，我们陪伴母亲到医院急诊室就医，当医生得知我母亲是青岛市优秀教师时，素昧平生的医生非常重视，立即给我母亲做检查，并安排我母亲住院治疗，如此“古君子仁人”之风，令我感动。生活里的母亲是温情的。父亲长逝的噩耗传来时，母亲正生着病。我们考虑这突如其来的不幸消息，会带给母亲强烈的精神刺激，就一直瞒着母亲。犹记2010年秋末冬初，我母亲患病住院，一位老邻居到医院探望，老邻居快人快语，她在与我们对话中无意说出我父亲永去的消息，此番对话可能被我母亲听到了，次日早上母亲出现昏迷不醒状态，直到第三天清晨才苏醒过来。醒过来的母亲说出的第一句话是父亲的事，我想，是母亲在惦记着父亲吧。我记得就是那一次我母亲住院，田大姐到医院看望我母亲，我母亲在病榻上亲切地对她的学生说：“稼禾来了。”我站在母亲身边，母亲柔和的，温暖的声音感染了我。我还记得就是那一次在病房里，母亲坐在轮椅上望向窗外，我问母亲：“妈妈，你能看见外面的景色吗？”母亲的视力越来越不跟劲，看东西十分吃力，说：“模模糊糊的。”和煦的阳光照在母亲的脸上肩上，显得安详宁静。我问母亲老家是哪里？“镇江。”妈妈对我说。母亲长期生活在北方城市济南和青岛，可生活习惯口语上总是带着江南色彩。有一次，我出现便秘状况，“长期素食，缺乏油水，吃蹄髈就好了。”妈妈给我开了一剂良药。蹄髈，北方人叫肘子。还有一回，我感冒咳嗽，“吃点银耳汤，养好身体。”母亲又给我开了一方补品。
今日落笔，总觉有些不同。我很崇拜巴金先生。我还记得巴金先生说过的话：“我写作不是因为我有才华，而是我有感情。”巴金先生说：“把心交给读者。”我知道南师附中有巴金先生的题词：“掏出心来。”巴金先生还说过：“人只有讲真话，才能够认真地活下去。”前几天，我在网上读到一篇报纸刊登过的回忆巴金先生的文章，该文写道：1967年，文革“如火如荼”，七月中旬的一天，上海市造反派批斗巴金先生。押巴金先生上台的大汉狠狠地揪住巴金先生的头发往下按，谁知刚按下，巴金先生的头就倔强地昂起来，再按，再昂，如此反复，巴金先生的脖子上仿佛装了个弹簧，造反派无论如何也无法使巴金先生低下头去。造反派在暴怒之下，索性一手抵住巴金先生的脊背，一手抓住巴金先生的头发往后扳，难以忍受的痛苦使巴金先生的脸颊都扭歪了。但是，巴金先生咬紧牙关，紧皱双眉，一声不响，造反派的手一松，巴金先生的头又高高的昂了起来。巴金先生的脖子像装了强力弹簧，那是因为他的精神强劲不屈，以痛抗痛。看完这篇文章，我想到了我母亲。我想到了在“文革”期间同样吃尽苦头的母亲。1966年夏秋之交，我两岁多。一天清晨，我睁开眼睛没有像往常一样看见妈妈。天上下着小雨，雨点敲打着窗台。“你妈到北京去了。”父亲对我说。我是个听话的孩子，我每天都会坐在我家大门口的石阶上等我母亲回家。妈妈终于回来了。我看见母亲拾级而上向我走来。我站起来，母亲高兴地把我抱了起来。“鸿鸿。”母亲亲切地叫我，“妈妈。”我答应。母亲牵着我的小手慢慢走回家。这场景至今还会呈现在我的梦景里。不过那时我不晓得母亲到北京去做什么了。我长大后才知道那次母亲到北京是去上访的。妈妈到北京后起先住在亲戚家，后来住在中央接待站。母亲到过教育部，也到过中央有关部门，妈妈向这些机关反映问题，要求解决问题，在中南海门前还看见了少奇同志。我现在想想，那个期间，没有任何地方可以保护我母亲。我现在再想想，那个时期，母亲牵着我的手也许是在牵着希望吧。妈妈多么希望我能快点长大啊！
为什么我母亲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迫害？其著作被斥为“毒草”？我想原因有五：其一，我母亲在教学中讲授了苏联著名教育家凯洛夫先生的《教育学》。其二，我母亲出过书。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写书、出书是一件不容易的事，作者得拿出真才实学来。举个例子，那时中医界基本是副教授以上的才能出中医书。其三，我母亲教学成绩斐然，被青岛市教育局评为青岛市优秀教师，认定为学术带头人。其四，我父亲曾是国民政府的正厅级干部。虽然我父亲不属于敌我矛盾性质的问题，是人民内部矛盾，还是同志关系，但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我父亲的旧官吏身分，或多或少影响了我母亲。其五，造反派的嫉妒心在作祟。上世纪五十年代，我母亲被评为小学2级教员，月工资78元。当时我母亲的工资比一些大学助教还要高，比一些普通的中学老师要高很多，比一些级别低的小学老师要高出好几倍，单依凭这个现实，母亲已经成为众矢之的了。只不过“文革”前那些忌妒心很重的小人尚未浮出水面。我不是研究人性的专家，但我能想象到一些心怀叵测的小人很会伪装，他们平时总围着我母亲恭维有加，假惺惺作态。“文革”爆发后，机会来了，小人们再也憋不住了，他们摘下伪装多时的假面具，争先恐后，跳上戏台，扮起了兴妖作怪整人的造反派。这些造反派做梦都想把我母亲的工资扣个精光，“文革”中，造反派的妄想终于得以实现，我母亲的工资被造反派无理扣发。
最近我在网上看到一篇在报刊上登载过的文章，文章这样写道：“……十年动乱……是人性的大呈现。小人之用心，在于势利，多起自嫉妒。卑鄙阴毒，出人意表。（《孙犁文集续编一·转移》）……在孙犁小说《言戒》里，记为人已非常谨慎的作者，仅因对一羡慕作家收入的门房随口说了句‘你也写吧’，到‘文革’就遭到门房疯狂的报复……”
“人之相识，贵在相知；人之相知，贵在知心。”前几年，我在体育场偶遇曾经帮助过我们家的好朋友潘先生。潘先生是体育工作者，其父是德高望重的老教授、老院长、全国知名医学专家。潘先生对我说：“你母亲是优秀教师。”
母亲在文革期间的遭遇，是我心中的一件痛事。本来我是可以轻描淡写，甚至只字不提的，但是面对那曾经发生过的一幕幕残酷的场景，我怎么可以回避呢？哪怕留下只字片语也是对历史负责。
“文革”中，我母亲受到冲击，被扣上了“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失去了执教资格。可想而知，内心一定是痛苦的。那时候，母亲正是好年华，可光华绽放不了。“我还想为国家做贡献啊！”这是我母亲在“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中说过的话。
“文革”时期，虽然我很小，但是我记得很清楚学校的造反派来抄家，我躲在床底下看见了手持棍棒，气焰嚣张，咆哮吼叫，露着狰狞的面目的人。那一幕仿佛就发生在昨天，让我刻骨铭心。那时候，只要我母亲去学校，造反派就会唆使学生向母亲吐口水，侮辱母亲，拿石头砸母亲，造反派使出的这些卑劣的勾当都是家常便饭。落难见人心，也有人暗中帮助我们。我母亲的工资遭扣发，只给少许生活费，家庭生活受到影响，一位外校体育老师借给我母亲10块钱，“文革”结束后，为了还款，我母亲找到了体育老师，善良的体育老师连说：“不用还，不用还。”记得我曾陪同母亲带着水果去看望过体育老师。对帮助过我们家的人，我们家铭感五内。记忆拉长了，我想起我曾经上过的三所小学。那三所小学离家一所比一所远。我上的第一所小学就在我们家附近，是个闹中取静的地方。我记得在一年级上半学期的课堂上，我要上厕所，班主任老师没让去，我是个老实孩子，师命难违，只能尿于裤中。我们家的教育很单纯，是非常正统的教育，这样的学校不能再上了，于是二年级上半学期我毅然转学到了第二所小学。第二所小学也不好，班主任老师唆使同学殴打我，好在我个子高，他们的阴谋没有得逞。尽管第二所小学离铁路和码头不太远，时常能听到火车嘹亮的鸣笛声、轮船撩人的汽笛声，但是清代李宝嘉先生在《官场现形记》上说：“好汉不吃眼前亏。”于是乎我在二年级下半学期迅速离开第二所小学转学到了第三所小学。我上的第三所小学是很好的，学校在山脚下，校长和班主任老师对我关怀备至。校长与我母亲曾经在同一所学校共事，是关系很融洽的老同事。那时，我母亲当教研组长，校长是个刚刚参加教育工作二十出头的年轻人。后来校长被调到另一所学校当了团委书记，再后来晋升为校长。“文革”爆发后，这位善良的校长很同情我们家。母亲一直忧心忡忡，她觉得对不起我们。“我影响了孩儿，孩子跟着我吃苦头。”这是我母亲常对我说的话。我从小就有逆反心理，记得刚到第三所小学时，班主任老师宣布让我当班长。我内心不想当这个“第一把手”，于是我想了一个办法，下课后我带领几个同学爬上校墙，顺着校墙登上瓦房屋顶，第二天我就“下野”了。不过我在另外一个领域很争气，在第三所小学读书期间参加了校田径队。五年级时，我代表学校出征青岛市小学生田径运动会。比赛中，12岁的我勇夺跳远和跳高两枚金牌，为学校争了光。记得在那次全市小学生比赛中我的成绩是：跳远5米05，跳高1米48。上中学后我改练三级跳远，自此我走上了半专业、专业运动员生涯之路（半专业是指在少年业余体校训练，专业是指在省体工队训练了一阵子。其实我不太喜欢到省体工队训练。那时候，我很想当体育兵。当年有两支部队体工队的教练员为了选拔运动员专程到我家找过我，但我当时在杭州度假，遗憾地错过了穿四个口袋干部军装千载一时的好机会）。我现在还能记起当年在体育场比赛的情景。我不会忘记每当我夺得冠军时，那体育场的大喇叭里就会响起广播员公布比赛成绩的声音：“男子三级跳远第一名罗致鸿。”我记得比赛结束后，裁判员会把成绩单贴在体育场的外墙上，那场景就像科举时代金榜题名一样，大家都会跑去看前六名的成绩。接下来就是颁奖仪式，能拿到金牌我感到非常自豪。我擅长体育解说，有一副天生的好嗓子。十多年前，我接受媒体采访，记者写道，“罗老师的声音富有磁性”。如今我已年过半百，回头想想走过的路，我要感谢我的父亲和母亲，两位老人家从不限制我的思想和自由，他们从未给我设计过什么，也从未给我计划过什么。父亲和母亲虽然内心有着深深的希望，但并不强加于人，他们从未要求我怎样，我一直是自由发展的。有人说：“幸福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还有人说：“不幸的童年是作家的摇篮。”对于这两种说法，我不置可否。虽然我的童年遭遇困难，但是我觉得我的童年并不缺少爱，我有父母的疼爱，有哥哥的关心，有了这些，我的人格才得以正常发展。我经历过苦难，每当遇到困难时，我就会想到毛泽东同志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写的诗：“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我一想到这两句诗，就有了战胜困难的勇气。
这篇文章我断断续续写了好几年。在文章即将结束时，我要回到主题上。我想起一件事，“文革”结束后，1979年，我15岁，早已是记事的年龄。有一天，教育局长一行来我们家向我母亲道歉，“你们出去！”我母亲厉声对这些人说。那一行十几人来我们家赔不是的时候，我正在学校里上学，没看到那盛大的场面，后来我听说局长带领的一群人中有几个是整过我母亲的造反派。我还记得，教育局为我母亲召开了平反大会，可我母亲表示不克与会，母亲理所当然缺席平反大会了。“他们是不是在搞反复？”母亲提出了这样的疑问。母亲还说过：“青岛问题就是山东问题。”我母亲看问题非常敏锐、深刻。“文革”伤害了我母亲，荒废了多少光阴？至于给我母亲补发的那一笔为数甚巨的几千元工资，我母亲连看都不看一眼，她视若无睹，听而不闻。
我觉得我母亲是“文化大革命”政治运动中的硬骨头，她是一个宁死也不肯低头的人，我母亲怀有一颗为教育奉献一切的火热的心。
二〇二〇年一月二十六日正月初二初稿00000000
二〇二一年二月十三日正月初二补充000000000
二〇二二年二月二日正月初二修订00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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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不尽的故乡情
在我的梦里，我常常见到你们。昨夜我又梦见你们了。
梦景里我下船四处寻找你们。
这里刚下过一场雨。我站在湿漉漉的码头上，看到“粮艘次第出西津，一片旗帆照水滨”的繁忙景象。“此地是西津渡吗？”我自言自语道，“我来过的，是西津渡！”
天色阴暗，我分不清是早晨还是傍晚。码头上是行色匆匆的身影。我问一位与我擦肩而过的行人你们住在哪儿，行人对我说，你们住在石阶路那边。
行人说的石阶路就在码头对面。我看过去，有些象青岛老家门前的石阶路。
前面有一位拄手杖，头戴藏青色鸭舌帽，身穿深灰色夹克衫的老人家。我跟着老人家一步一步登上石阶路。
老人家走得很慢。走走停停。这背影太熟悉了，是父亲。“爸爸！”我快步走上前，高兴地唤道。老人家慢慢转过身，我看见父亲温和的、带着微笑的脸。
父亲手里拿着深蓝色的尼龙绸袋子。我知晓，这袋子里一定少不了纸和笔。
母亲好象是走累了，老人家穿着深褐色翻领有口袋式样的衣服，左手扶着自己亲手缝制的灰色和黄色布书包，右手握着一本书，坐在路边的木质休闲凳上。“妈妈！”我亲热地叫道。我看见母亲慈祥的笑颜了。
我和父母一起回家。在路旁的茶食店，母亲买了鸡蛋糕、蜂糖糕、云片糕、花糕、松糕、桂花糕、京江脐、江米条、烧卖、茅山茶、白桃和香蕉。因茶食店的柑橘已售罄，于是父亲又去菜市场买了广柑和橘子。父亲母亲知道我喜欢吃甜食，所以就用茶点招待我。
然而梦醒后，我却失掉了你们。
今午我又回到青岛老家了。我围着老宅，盘桓了好一会儿。我细细端详我曾经住过的建于上世纪三十年代初期的三层砖木结构老别墅。绿油油的爬墙虎几乎遮盖了老房子，“耄耋”之年的老楼房如同披上了绿蓑衣。老宅似乎是英伦式建筑，东面红瓦屋顶造型分为三部分，中间部分为人字形坡屋顶，两旁屋顶十分平和。南面红瓦屋顶造型分成三部分，它就象一架即将腾空而起的大型飞机，中间稍高的部分是昂然的机首，两侧略低伸出机翼。
北面红瓦屋顶造型分为两部分，一部分呈极有特色的三角形状，一部分较为平缓，
还有漂亮的老虎窗。老宅又象西班牙式建筑，西面中间部分是一个红瓦斜顶屋面，两侧部分倾斜度极小。老别墅外墙造型匠心独运，其东、南、西、北四个立面的一部分是凹凸式的，另一部分墙面则舒展平坦。老宅用花岗石砌台基，以蘑菇石作墙裙，如此精工细作使整栋楼房增加了厚重之美。老宅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拉毛外墙，拉毛外墙呈现出诗意的，神话的，幻想的，浪漫风格。从外表上看，我住过的是一栋优雅的西式独立院落花园洋房，可南面两扇大面积的对拉式窗户、窗户上精美的铜把手、铜制窗户滑道、铸铜栏杆无不洋溢着浓厚的日式建筑风格。我蠡测，老宅的营造者是位灵感迸发、才思泉涌的东洋人。日本建筑师汲取了西方建筑诸多精华，同时又加入了日本建筑传统元素。望着老别墅，我情不自禁地说道“老灵格！”（沪语，意思是很好的！）。
岁月不居，时节如流。我凝望着住了整整三十年的老宅，思绪万千。“公公，婆婆，爸爸，妈妈，我回来了，这里是我出生的地方，我来看你们了。”我的心在想。我仿佛看见听到我外公我外婆与我父亲我母亲在房间里亲切地交谈着什么，他们的举止谈吐总是那么文雅。我的心在走路，走进了老房子。
我站在打过蜡的朱漆木地板上。那美观的天花线脚和东面窗户下做工细腻的木制壁橱映入我的眼帘。我坐在深红色的绒布沙发上侧身看到了北面墙下的壁炉。那三扇不太大的铸铁炉门上的花纹充分展示了上世纪三十年代精妙的工艺之美。我走到东窗前，拉开窗帘，推开窗子，秋风吹进来，远处山峦，依稀如画。此时，南窗外，鸟儿们歌声袅绕，一只小鸟飞到了窗台上，眼前永远是看不腻的风景。
在这个家里，父母对待我，从无疾言厉色。我这个小孩儿在爱的环境中慢慢地长成。
我在老宅的院墙外伫立良久，脑海中不断有画面闪过。六十九年前，木叶黄落的时节，外公外婆应青岛经济界一位要人之邀由济南举家迁居青岛。
却说那年秋天，为避战火，外公把大部分家业给了其弟和其妹，豪爽的外公只带了少量资财，携家小从济南到了青岛。
虽然家底不太“厚实”，但外公还是买下了青岛栈桥旁边一栋西式楼房，这楼房最早的主人是一高级官员。此洋楼邻近青岛交际处。
话说我外公与这位青岛经济界的要人那可真的是有着非常深厚的友谊。他们交往的故事可以写成一部小说。简而言之，早先，这位青岛经济界要人凭借一口流利的英语在洋行做买办，后来独立经商，成为富商巨贾。我外公与这位青岛的富贾有一个共同的爱好，那就是他们都热爱书画。那时我外公在济南开办“雲蘭阁”文具店，经营笔墨纸砚和字画。当年青岛富贾忙里偷闲到“雲蘭阁”欣赏字画，于是我外公就与这位青岛的利姓富贾结下了文缘。“那时，济南两条街上都有东家的字号，正觉寺街‘雲蘭阁’经营文房四宝、名人字画、刻蜡版用的工具和材料（钢板、铁笔、蜡纸、油墨、油印机）。三和街‘雲蘭阁’经售练习簿、笔记簿、作文簿、数学演草簿、派克钢笔、华孚金笔、派克墨水、鸵鸟墨水、中国铅笔、橡皮、尺子、圆规、蜡笔、水笔、水彩、文具盒、信封、信纸、书包、算盘等文具，‘雲蘭阁’有唐伯虎的画，”雲蘭阁老店员回忆道，“利老爷常来‘雲蘭阁’看画，我们老爷比利老爷年长几岁，老爷和利老爷甚为熟稔。”后来我外公到连云港经营盐场，名芳花制盐公司，利先生赴沪曾在海州下车到盐场看望我外公。“雲蘭阁”老店员回忆说：“我跟随老爷和大小姐从济南到连云港，我们老爷有9条盐圩、72份池滩和几十户盐民。老爷还让我当了盐场的管事，我有‘身股’，到了年底可以按股分红。在盐场，有时我们老爷会脱下西服或长衫，穿上工作服，拿起盐耙，与盐工一起晒盐、翻盐、收盐。我们老爷爱马，喜欢马术运动，镇江有马匹市场，老爷购得一匹英俊健壮的棕色新西兰千里马，还特意到上海骑术学校学习骑术。我们经常看到老爷骑着那匹高大的骏马奔驰在岸边沙滩上……我记得利老爷也来过盐场……”
除了前面“雲蘭阁”老店员说的之外，我外公与利先生还有一个相似的经历，即都曾在上海读过书。一位曾求学大夏和立信，一位在圣约翰受到熏陶。他们都喝过黄浦江水。所以说，我外公与利先生交谊颇深。
从皇族到一袭布衣，我之所以用稍长的篇幅书写我外公，是因为我要保存历史记忆，以免它们被遗忘。
回到老宅的故事里。六十五年前的春天，父亲母亲带着两个孩子（笔者的大哥和二哥）从成都来到了青岛。外公外婆菩萨心肠，他们帮助父亲母亲和两个小孩子在青岛安了这个家。
这个家是取租的甲等洋房，环境区域为1类区。从上世纪五十年代起，父母就用工资来支付不菲的房租。
上面说过我外公与利先生交情很深。他们都是清朝生人，进入新时期，思维依然活跃的外公和利先生并没有跟外界隔绝，品茗、看戏、观景、赏花、观灯、吟诗、习书、作画、餐叙，我外公和利先生过着像“清明上河图”汴梁人一样的优雅生活。上世纪五十年代初，青岛汇泉跑马场赛事渐少，那骏马的嘶鸣声，那脚踏铁登策马奔腾的身影渐渐远去。星期天，好天气，我外公和利先生两家人会结伴去清闲下来的汇泉跑马场游玩。大人们轻轻说着话，孩子们的玩耍声，松树、梧桐树、杉树上的一只只小鸟戛然长鸣，那一大片场地充满了欢快的气氛。那会儿，两家人也会一同去栈桥回澜阁、青岛市工人文化宫参观书画作品展。所有的幸福都在最平常、最被众人忽略的地方，他们的脸上总是挂着甜美的微笑。节日里，两家人会去青岛咖啡饭店、广州食堂、春和楼饭店、上海饭店用餐。外公问两个外孙：“你们喜欢和利先生一家人聚餐吗？”外孙回忆说：“那时公公和利先生互相款宴，十分慷慨。他们经常在一起切磋学问，公诸同好。”外孙忆述：“小时候我们住在公公婆婆家。公公向来极爱整洁，他的书房总是窗明几净，书桌上摆着笔砚、宣纸、信纸和镇纸。公公很好客，朋友很多，家中常常高朋满座。公公曾到欧洲、日本、埃及游历。古城开罗、世界最长的河流尼罗河给公公留下了深刻印象。公公不仅会说英文，还会说日语，但不大说。有一次公公的胞弟和一位英国画家朋友一起来公公家做客，闲谈间公公与英国画家朋友讲起英语，我们才知道公公是懂英语的，而且是非常传统的英语。公公的表弟和妹夫曾在东瀛留过学，有一回，公公在家里接待了表弟和来自日本的书法家朋友。那次公公用日语与日本书法家进行了交谈。‘柴老先生的日语非常好。’日本书法家说。公公虽然懂得英语，日文也很好，但是基本沉浸在各种珍本国学线装书籍里，公公鼓励我们多读中国古代诗词。公公的衣着从来干净整齐，有时穿着中式衣服，有时身着西装。公公腰板挺得直直的，我们至今记得公公穿皮鞋走在家里木质地板上发出噔噔的声音，那声音，一下一下，铿锵有力。三年困难时期，公公婆婆也过起了布衣蔬食的生活。那时，粮食都是定量供应，好多人吃不饱肚子，吃不上好饭，吃得最多的是窝头、地瓜干、熬白菜、咸菜和照得见人影的稀饭汤。由于粮食和副食品供应不足，不少同志患上了因营养不良导致的腿和脚一按一个大坑的浮肿病。不过那时我们会跟着公公婆婆到高价饭店打牙祭。记得我们吃到了大虾面、熏鱼面、叉烧饭、白切三黄鸡、豆沙包、八角肉粽。这些有营养的食品让我们远离了可怕的浮肿病。当年公公婆婆还带我们在新亚饭店吃过番菜，至今我们仍有穿西服背带的习惯。我们与公公婆婆在一起生活了十年，这十年贯穿我们一生。”
回想过去岁月，外孙继续说：“我们要感谢父亲和母亲，五十年代，我们生病，父母请医生用最好的进口药盘尼西林给我们治疗疾病，当时，一支盘尼西林要一石米。六十年代物资匮乏，为了改善伙食，父母带着我们去高价餐厅用饭，我们吃到了鸡汤馄饨、肉丝面、排骨面、叉烧包、大鸡包、大虾包、奶油冰淇淋和西点。那会儿，正是我们长身体的时候，保命是第一位的。我们到高价饭店吃饭，是很奢侈的一件事，一顿饭吃下来，就是十几元，父母说，要让孩子吃饱吃好。父母还到食品店给我们买了高价的点心和糖果，老人家没有亏待过我们……在那段时期，对十七级以上干部有一点照顾，每月供应两斤黄豆，一斤白糖，帮助干部渡过困难时期。黄豆和白糖是营养品，父亲是十七级干部，我们家也有一份，享受到了“糖豆干部”的待遇。不过，当上“糖豆干部”没多久，父亲供职的机关被撤销，组织安排父亲去了国营工厂。在厂子工作的时候，父亲的行政级别降低了，也就没有了那些特殊的供应……”
“青灯有味是儿时”，我小时候经常在老家的院子里、老家周遭的几条小马路上跑来跑去地尽情玩耍。深秋，风吹过，那一袭袭梧桐叶和我一样也欢快的在我家的院子里、我家门外的小马路上欢蹦乱跳的。老家给我最深的印象是她的静谧和闲适。青岛老家既迷人，且感人，也能醉人，我拥有还算无忧无虑的童年。
除了童年趣事，我还知道老家的街道及几条邻路真不一般，著名医学专家，著名小提琴演奏家，著名美术家，不同时代的青岛首富等多位名人曾在此居住过，我家离这些人物的住家只有一两百米。
老家的街道和紧邻的几条路铺展在眼前，彰显独特的气质和追求。我曾在这片土地上度过童年、青少年时代。在这块土地上，我汲取了充足的养分。
目下，青岛有15片历史文化街区，老家的街道名列其中，我对此并不感到意外。早在二十世纪初，老家的街道和几条邻路曾是学校集中的区域，还有多家医院齐聚此地，因而被赋予了深厚的人文历史底蕴。
站在老宅院门口，我忽然想到与我们家有着很深渊源的另外四处住所。我们家曾经在青岛住过的这四处寓所风格迥异，既有日式房屋，也有欧式房子。五十年代初，我们家刚到青岛时，母亲在青岛黄台路小学（今青岛市北区实验小学）做教员，当班主任。那时我们家在黄台路上住过一段时日。黄台路种满了槐树和梧桐树，幽静的马路两旁是日式别墅和欧式建筑。青岛黄台路小学与青岛医学院咫尺为邻（2022年6月22日，青岛市北区实验小学发表文章《【实验·足迹】回眸壮丽九十载，奋楫前行续华章——青岛市北区实验小学校史沿革系列连载（四）》，此文写道，1953年，根据毛泽东主席提出的“要办好一批重点学校”的工作指示，学校被确定为青岛市重点小学，由青岛市文教局直接领导，市文教局的许多工作都是以黄台路小学作为试点，总结后推广，如试行的五年一贯制，文章着重介绍了我母亲柴雨华老师带的班级进行的五年一贯制教学实验）。母亲于1953年被青岛市文教局评为“青岛市优秀教师”，是新中国第一代儿童教育专家。母亲撰写的著作《一年级儿童的教导工作》被中国国家图书馆收藏。翻阅母亲的《一年级儿童的教导工作》时，我不由想到曾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的陈独秀先生。陈先生对小学教育身体力行。据记载，1910年，仲甫先生在杭州陆军小学当过历史和地理教员。抗战时期，陈先生在江津撰写了《小学识字教本》，此书是为小学教师向儿童讲解文字所用。看来，实现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需要一代又一代人为之努力奋斗。我母亲是青岛为数不多的，屈指可数的小学2级教员，五十年代末，母亲到青岛江苏路小学任教研组长、班主任，笔者的大哥和二哥在江苏路小学读书。
彼时，大哥二哥住在中山路与广西路、河南路交角的外公外婆家。外公外婆家在青岛风景区栈桥对面，与青岛市人民政府交际处隔路相望，斜对面是青岛市中苏友好协会（原国际俱乐部）和中苏友好馆。儿童时代的大哥二哥经常到栈桥、前海沿儿、小青岛灯塔、水族馆、鲁迅公园、汇泉跑马场、小鱼山、第一体育场、第一海水浴场、第二海水浴场、第六海水浴场、中山公园、第三公园、第五公园、第六公园、中国百货公司青岛分公司、青岛中国国货公司、环球文具店、工艺美术服务部、湖北路邮电局、新华书店中山路门市部、青岛火车站、人民市场、中国影剧院、交际处、中苏友好协会（原国际俱乐部）、中苏友好馆玩耍。六十年代初的一段时间，母亲曾短暂任教于青岛嘉峪关路小学，向嘉峪关路小学的老师们讲授苏联著名教育家凯洛夫先生的《教育学》。那时，我们家住在疗养区嘉峪关路。著名作家老舍先生故居在黄县路，黄县路与龙口路相距很近，龙口路与龙华路交会处是外公外婆一度住过的地方。这四处地方是多么可贵的生话图景啊！
一阵秋风吹过，我从绵长回忆中走出来。
我走到老宅的东面，隔着一条悠长的马路远远地望着我自己出生的地方。当院儿那两棵高大的柿子树上的柿子红了。红通通的柿子在蓝天白云的衬托下显得格外喜人。济南盛产柿子，外公外婆和母亲父亲在济南的时候喜欢吃柿子饼，柿子饼泌出甜蜜，我推想，青岛老家的院子里有柿子树，许是寄托着济南情结吧。
这个秋天，我已经回不到与你们共同生话的场景中去了。不过我的鞋上仍然沾着老家的泥土，无论是在迢迢千里外的异乡，还是在咫尺近旁，从我的意识里迈出的双脚让我依旧站在滋养过我的土地上，我不能把老家的泥土从我的鞋上去掉。
这个秋天，我做了许多梦。我是一个爱做梦的人。我还会在梦中见到你们，我应该感谢梦。
回头再看一眼青岛老家的老别墅吧！秋日里空灵的老别墅那一身绿色调尽显昔日气派。九十年有多长？老别墅已成“古堡”，流传下来的是人和时间的故事。
别了，我的故园，我忘不了你的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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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注释
图一：上世纪五十年代，罗致鸿的父亲罗鎔先生在青岛家里留影。那时，罗鎔先生在青岛市火柴工业同业公会工作，行政级别是17级干部，月工资98元。当时，火柴在青岛需要凭票购买，青岛火柴公会统管全市火柴生产。人生中有机缘巧合，民以食为天，抗战胜利后，勇于任事、清廉自持的罗鎔先生代表国民政府粮食部由重庆到青岛接收东亚制粉株式会社第一面粉厂和东亚制粉株式会社第二面粉厂等敌伪产业。当时东亚制粉公司一厂在邱县路、东亚制粉公司二厂在辽宁路。六年后，罗鎔先生在利津路上的青岛火柴公会任职，火柴公会紧挨着辽宁路上的第二面粉厂。
图二：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冬日夕照中，罗致鸿的母亲柴雨华先生在青岛家里东窗外的院子里留影。隔壁院儿是一栋日式花园别墅。“春雨贵如油”，柴雨华先生喜欢“雨水”节气。这里有三个故事：第一个故事，俗称柴王爷的五代后周皇帝柴荣被奉为财神爷。柴荣出身望族，儿时家道中落，称帝前，做雨伞生意。朱仙镇是开封的发源地，五代第一明君周世宗柴荣登基前曾在该镇推车卖过雨伞。朱仙镇木版年画历史悠久，国家图书馆藏年画中有一组以柴王推车为主题的门画。2008年1月15日，中国邮政发行《朱仙镇木版年画》特种邮票1套4枚，小全张1枚。该套邮票第三枚为《满载而归》，邮票图案表现柴荣推车卖伞，寓意“推车满载聚宝盆”。第二个故事，柴荣在睢宁桃园镇也卖过雨伞，传说其伞车在子仙石街上留下了二寸深半里长的车辙。第三个故事，旧时金华城有很多伞号，老伞工把后周皇帝柴荣称为制伞业的祖师爷。做一把纸伞大约要经过72道工序，工艺十分复杂。那时人们喜欢在伞柄上刻上自己的名字，探亲访友喜欢带上几把纸伞当礼品送，在伞柄上刻上：“风雨共伞”、“流水生财”、“伞荫平安”等祝福的词。）
图三：一九六九年初秋，一个阳光灿烂的星期二中午，幼年罗致鸿在青岛家里的花园留影（因老别墅花园地势较高，花园也称上院）。图片右上角的红瓦平房为老别墅的门房。图片背景中的隔壁院子是一栋英伦风情别墅，其外墙立面是一块块极有特色的长条木板，站在该建筑前，俨然到了英国舒缓的田园乡间。
图四：罗致鸿一岁时在青岛家里留影。
图五：一九八六年春节，罗致鸿在青岛家里留影。桌子上的彩色气球是母亲柴雨华先生送给罗致鸿的生日礼物。母亲在的那些日子，才是真正的过生日。过生日的仪式感，让我感觉到生活的美好。母亲在“文革”中命途多舛，但老人家对生活的讲究，在生活细节上的不肯将就，让我自叹不如。
图六：一九八六年春节，罗致鸿在青岛家里留影。墙上挂着罗鎔先生和柴雨华先生的长子所作的油画《远航》。这幅作品表现了海上风光：“清澄的蓝天，白色的云头，蔚蓝的海洋，张起的风帆。”
图七：一九八六年春节，罗致鸿在青岛家里留影。东面窗户下有一排精致的壁橱。
图八：罗致鸿摄：二〇一七年八月二十二日，青岛家里楼门前的台阶。春夏季节，台阶缝隙处长出花草来。风雨过后，紫泡桐树叶和花瓣落在台阶上，一派诗情画意。
图九：罗致鸿摄：二〇一七年八月二十二日，家里门前台阶。少儿时代的大哥和二哥曾在此吹口琴，拉小提琴，为了提高身体素质还跳过这楼门前的台阶。大哥油画特别好，是工艺美术师，参加青岛市徽设计图案征集活动，成为入选作品。二哥是体育工作者，曾蝉联两届青岛市乒乓球男子单打冠军，在国家体委主管的《乒乓世界》杂志上发表过文章。罗致鸿与大哥二哥迥然不同，虽儿时有梦想，懵懂岁月也曾在这楼门前的一方小天地里唱过歌，压过腿，蹦蹦跳跳过，但现在看来还是喜欢一瓶墨水，一管自来水笔，一卷稿纸，几本书的生活。这也许是克绍箕裘吧。
图十：1986年，罗鎔先生在青岛家里留影。
图十一：八十年代末，罗鎔先生在青岛家里留影。
图十二：九十年代末，罗致鸿与母亲柴雨华先生在青岛家里合影。
图十三：1980年，16岁时，罗致鸿的铅笔素描画作品。
二〇一七年十月十一日作0000000000000
二〇一七年十月二十八日重阳节改写00000000
二〇一八年一月十二日改写000000000000
二〇一八年二月十四日改写000000000000
二〇二一年十月十一日修订000000000000
◎补记
晌午时分，我走在安静的青石路上。
我远远看见一只红色气球立在地上。这真是个奇遇！此时，我忽然想起每每我过生日的时候，母亲总是一早就出门，当我醒来时，母亲早已把买来的绚烂多彩的气球高兴地放在大方桌上的褐色花瓶里了。写到这里，我落泪了，我想起母亲不止一次对我说过的话：“我四十岁生的你。”母亲四十岁生下我，很不容易。
一阵春风吹来，那圆形的红色气球正欢快地向我跳过来，跳过来。
我有一种特殊的感应。
这不是梦，也是梦。
我在梦里，也在梦外。
二〇一八年二月十七日正月初二初稿0000000000000
二〇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阴历十一月廿八修订00000000
◎再补记
二〇二二年二月十九日晚上十一点我梦见了母亲。梦景里老人家一清早就出门了，可是到了傍晚还没有回家，我心里很着急，就站在大门口等母亲。母亲终于从石阶上走下来，我疾步走上去迎接老人家。“妈妈，你在外面这么长时间喝没喝水呀？”我问母亲。“我在火车站喝过茶水了。”母亲含笑答道。老人家身着灰色立翻领有衣兜式样的衣服，手提一只白色的塑料篮子，我看见篮子里有茶杯、小钟表、毛巾，还有橙子。看上去似乎母亲就像是一位平平常常的老年人。梦醒后，我想起一件很平常的小事，我母亲没办过老人免费乘车卡，老人家坐公交车向来都是要自己花钱买车票的。
二〇二二年二月二十二日早上5点半我梦见了父亲。梦景里我去看望父亲。长长的走廊，四下里开着灯，半围的绿色墙裙，玻璃窗外漆黑一片，已是夜间了。这里好像是一家医院。我看到身穿深蓝色呢子大衣的父亲在一位壮实的中年男子搀扶下慢慢地朝我走来。“爸爸。”我叫父亲。“你是致鸿？”父亲微笑着问我。“爸爸，我是致鸿。”我答道。我仔细打量着父亲，老人家目光炯炯，身体无恙，好像身材比以前还高了很多。“坐一阵。”父亲走到一排长椅旁边对我亲切地说。此时也不知道那陌生壮实的中年男子何时去了，四周环顾，竟寻不着踪影，我做了一个奇怪的梦。
二〇二二年三月一日五更天，我梦见了父亲。梦景里，我好像听到咚咚的敲门声，但我不能确认敲门的人是在敲寒舍的门还是在敲别人家的门。我起身打开门，看见父亲刚刚走到楼梯平台，是爸爸来了！老人家拄着文明杖，两眼炯炯有神，微笑着看着我。梦醒后，忽然我的脑海里浮现出父亲年轻时的身影。那是一九三八年孟冬的一天清晨六点钟，陪都重庆，薄雾笼罩，我父亲从住所里走出来。这是一栋德国公寓，公寓的新式设备非常齐全，父亲到国民政府行政院工作后就住进了这间完美的公寓。该公寓周围坐落着苏联大使馆、美国大使馆、德国大使馆、法国大使馆、英国大使馆、外交宾馆、重庆市长公馆。父亲头戴黑色礼帽，身穿黑色中山装，外套深灰色大衣，足蹬一双黑色皮鞋，手提棕色牛皮公文包，迈着方步，走在安静的街道上。父亲往北走了一段用青石板铺成的平路。早上六点钟的时候，天刚蒙蒙亮，路上行人很少。这里是山腰，高大的黄桷树在石坎、石崖上生长。一只只灵透的小鸟跃上枝头，嬉戏鸣叫。微风吹过，树叶摇曳生姿。父亲走下梯坎儿来到靠近山脚的一个巷子。巷子里有公馆，房子是石砌的，瓦顶，也有竹造的小屋，篱笆环绕着山城风格的房屋，槐树的繁茂枝叶伸过篱笆遮盖着街道，父亲走过整条巷子。眼前有一座石拱小桥，此桥横跨在河面不宽的河水之上，父亲缓步走上这座用山石雕镌修筑的小桥。这儿是山峡，两山夹着碧绿澄清缓缓流淌的河水，流动的河水铿然有声。父亲站在桥上，环视两岸，满眼风光宜人。小桥有石栏，栏杆旁有一个戴斗笠卖橘柑的摊贩。这个摆摊子做小买卖的重庆当地农民把扁担靠在栏杆上，将箩筐搁在地上，箩筐里放满了橘子，做小买卖的农民把栏杆蹲在箩筐后面用旱烟杆“吧嗒吧嗒”吸着叶子烟。四川盛产橘子，一个个橘红色的橘子十分新鲜，父亲买了几只万县红橘。单孔石拱桥上有很多来往穿行的路人。一个头缠白布的菜农挑着一担蔬菜走在小桥上。父亲从桥的一头走到另一头。走下小桥的父亲在桥边站立片刻，稍稍休息后，又向西走了一段平路，经过一个人烟稠密，车马往来，肩摩毂击，市声鼎沸的老市集。老市集规模很大，一条长街两边青砖黛瓦的房屋和黄墙黑瓦的泥巴房密集挨着左右排开，有杂货店、餐馆、茶馆、旅馆、客栈、中医诊所、钱庄、点心铺、银耳干鲜店、水果店、米店、肉店、菜店，也有钟表行、摄影室、书局、印务馆、文具店、金店、裁缝铺、缸瓦陶器店、竹器店、戏台，还有铁匠、扎匠、修车、理发、掏耳朵、算命卜卦择日、接生妇的行业，老市集几家小吃店的炉火飘着菜饭香，几个穿着藏袍的藏民也来逛市集，他们的服饰特别引人注目。父亲目之所见，战时陪都充满了生机和活力。热闹非凡的老市集旁边有一条石板铺就的梯街。梯步月台坝这段路的阶梯式高耸石头墙内的住家种植了黄桷树、桂花树、喜树，还有罗汉竹。晨光照在梯街上，把石阶的青苔照得翠绿剔透，风吹起竹子唰唰起舞。梯街有些陡，父亲歇了一二回，然后一步一步登上梯顶。父亲继续向北走了一段平路，这平地两侧有用木棍和篾竹搭起的“抗战房”，这些竹篱茅庐的主人基本上都是“下江人”。这一带多雾，“抗战房”显出朦胧的轮廓。一个身着军装、马裤、马靴的外国男子举着照相机，扎着马步，用“抗战房”做背景，在“抗战房”前给一群喧闹的孩子拍照。这位外国男子也许是《时代周刊》的战地记者，也许是塔斯社的战地记者。前面有一座高大的城门楼，父亲登上寂静的城门楼。就在几天前，日本飞机对重庆进行轰炸，这座城门楼部分被炸毁，当时有几个中国年轻人在敌机的轰炸中拿着油漆和刷子登上城门楼写下“愈炸愈强”四个大字。这几个年轻人可能是穿戴过黑袍乌帽的大学生，也可能是出生入死的官长士兵，还可能是整日摸爬滚打应付生活走街串巷的升斗庶民。标语“愈炸愈强”，体现出重庆军民抗战到底的决心。而今父亲站在城门楼上俯瞰起伏有致的城郭，远处草木菁菁，炊烟袅袅。近处有一座寺庙，寺院里香客络绎不绝，香火旺盛，许多人深受迷信和神祇崇拜的影响，烧高香拜佛祈福求平安。暮鼓晨钟，佛教规矩，寺庙中晚上打鼓，早晨敲钟。“噌——吰——”此时寺庙的钟声响了，一阵清香扑鼻而来。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有一只小猫跑到城阙上来了，猫咪撅着尾巴，“喵喵”叫着。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虎是百兽之王，老虎常常被人们称为“大猫”，的确，小猫的形象像“大猫”。眼前的这只“小老虎”在城楼上踱来踱去的，其姿态很威风且从容不迫，好像是来此“巡幸”似的。从城门洞里走出来是个大坡，父亲看到一个妇道抱着一个小孩子坐着滑竿往上爬。父亲沿着坡道慢慢走上坡顶。面前是一个十字路口，父亲走过十字路口，经过上清寺，走进中山四路。中山四路是一条幽深狭长的石板街道。此街两侧有书店、咖啡馆、茶馆、饭馆、照相馆、印务馆、杂货铺、理发店、食品店、文具店，还有两所名校求精中学和德精小学。此时，求精中学的校舍被征用作同盟军远东战区司令部办公室，负责中美英国际军事联盟事务。可能是时间尚早，中山四路的铺户大都还没有开门迎客，只有饭馆、茶馆、咖啡馆坐满了食客，还有提前到校的德精小学师生。中山四路来往行人稀落，走在这条路上，黄葛树叶随风沙沙作响，沿街青瓦屋面披上了白霜。“平生诗句领流光，绝爱初冬万瓦霜。枫叶欲残看愈好……”父亲触景生情，一面走一面低声吟诵起大诗人陆游先生的诗《初冬》。再往前走有一栋临江而立三层带天井的灰色楼房，这栋房子就是曾家岩50号八路军办事处周公馆了。为便于工作，中共代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中将副部长周恩来先生以个人名义租赁下曾家岩50号大部分房间，作为八路军办事处办公地点。该楼房其余房间的租户是国民党上层人士端木恺先生、国民党中央训练委员会主任秘书刘瑶章先生以及重庆市长贺耀祖先生的夫人倪斐君女士领导的“战时妇女服务团”。曾家岩50号旁边有一阶长长的石梯通向江边，有几个妇女，背着几篓衣服，拉着家常，说笑着走下石梯，民国时代的百姓都会在江边、河边等有水的地方清洗衣物。一个五十多岁的男子挑着两桶水吃力地走上石梯。没有自来水的年代，每家每户挑水往返于家中和江边，饮用着最自然的江水长大。这个时候，江边传来纤夫们拉船喊川江号子的声音。周公馆斜对面是德安里101号委座官邸（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和国民政府最高行政机关行政院。中山四路是个上坡路，有宪兵、警察、便衣值勤，一个邮差推着一辆挂着邮包的自行车向上“驮”行。这个邮差并不知道德安里101号是委座官邸。出于安全和保密，德安里101号委座官邸对外叫“尧庐”。实际上，委座官邸和行政院只隔着一个大草坪，是在同一个院子里。父亲喜欢步行上班，上班路上好风景，上班路上是旅行。这样的旅行能深入体会重庆风土人情，一路上总有自己的小风景。抗战时期，艰危岁月，父亲能有这样安澜的短途旅行，实在难得。这般充满市井烟火气的旅行虽然看不见风景壮美的黄山云海，但同样令人向往。这样的旅行是什么样的颜色？我想，应该是温暖心田的暖色系，橙色调吧。就这样，在上班的路上，父亲走走停停，停停走走，走走看看，历时一小时，于早上七点钟，提前一个钟头走进曾家岩德安里内的国民政府行政院议事组办公室。行政院设有餐厅，日供餐四次，父亲花费一刻钟时间吃早饭，然后从餐厅回到办公室整理文牍，直到上午八点整正式办公。行政院是一栋仿巴洛克式建筑，二楼一底，砖木结构，系德国人修建，最早为法国天主教堂。行政院大门上方“行政院”三个大字为孙中山先生所写。行政院地理位置良好，高居曾家岩最高处，门前视野开阔，可以俯瞰浩淼的长江和嘉陵江粼粼波光，可谓风景绝佳。国民政府最高行政机关行政院每周有一次各部部长参加的院会，开会时，行政院长蒋公穿长袍，戴礼帽，持手杖，从侍从室的小门走出委座官邸，经绿油油的大草坪、几株夭矫婆娑的古柏，到行政院主持院会。蒋每次到行政院开会，只有一个彪形大汉即侍卫随侍。行政院隔壁还有个“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国际问题研究所”，事实上，该所是一个对日作战的情报机关。据媒体报道：“在那个时代，上清寺是毫无疑问的全国抗战中心，无数抵御外敌的指令从这里发出，而此地同时也是国际抗日同盟军战区枢纽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舞台。”雾天可以庇护重庆免受轰炸之说并不靠谱。上午十点刚过，父亲正在行政院办公，日军飞机来袭，于是直面敌人的“躲空袭”、“跑警报”就开始了。躲避空袭的防空洞就在行政院旁边，父亲和同事们进入江边防空洞以策安全。我收藏着一张拍摄于抗日战争时期的黑白照片，照片里，父亲的眼睛那么炽热，那么明亮，那么有神，那么坚定，那么乐观，那么振奋，父亲的那股自信，那身穿着，彰显才智风范。
抗战时期，父亲在重庆清华外国语专门学校读英语，该校教师均系清华大学校友，教学质量颇高。那时，父亲拿着英文书报不停地诵读、牢记，晚上睡觉时都攥在手里。父亲专心读英语，目不窥园，日就月将，英文造诣很高。
仓廪实，天下安。一九四一年秋，国民政府粮食部成立，父亲由行政院议事组委任书记员调任粮食部秘书处荐任科员。一九四四年冬，战时生产局成立，该局隶属于行政院，经济部长翁文灏先生兼任局长，经济部次长彭学沛先生兼任副局长。一日，粮食部秘书长汪子年先生布置工作，汪先生对我父亲说：“剑雄，你给战时生产局写一封公函……”战时生产局采办处处长严家淦先生经常到粮食部联系事务，汪秘书长向严处长介绍我父亲，说：“粮食部致贵局的公文是剑雄写的。”我父亲的同僚在旁边说：“剑雄的字很像子年秘书长的字。”父亲与严彼此都很熟识，后来，严先生去了台湾成为蒋公的接班人。
陪都重庆，某日早晨七点钟，父亲请来渝的胞弟与妹夫吃早饭。德国公寓附近有一家很大的粤菜馆，善于察言观色的老板站在门口看见我父亲和其胞弟妹夫朝馆子走来，便满脸笑容迎上前，一面对我父亲说：“先生里面请。”一面对里边高呼：“来客三位，二楼雅间看座。”茶房听到老板的吩咐，赶忙从馆子里跑出来，连忙说：“先生里边请，请随我来。”身穿一领夹袍的茶房在前边引道儿，父亲环顾四周，一楼散座还有空位子，父亲用一口沉稳的四川话对茶房说：“坐这下儿。”父亲没有靠窗坐下，而是选择了一张靠近墙角的餐桌。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墙隅位置非常好，馆子里的一举一动都在视线之中。有篇文章说：“抗战时期大后方陪都重庆官民荟聚，其中良莠不齐，易滋奸宄。汉奸肆意侵害国家，破坏国家安全秩序，户口之异动急剧，难免谍探混迹，乘机活动。”所以说，面对如此复杂的情况，不得不防。我知道，战时重庆，父亲的公文包从不离身。说回吃饭的场景，父亲和胞弟妹夫落座之后，笑容可掬的粤籍茶房恭敬地递上餐牌，请我父亲点茶，说：“先生想食咩？（粤语，意思是先生想吃什么？）。”父亲有一点语言“天赋”，曾跟着广东籍的同事学了几句粤语，于是就用广州话非常客气地对茶房说：“唔该，写嘢。”（粤语，意思是劳驾，写下我要点的东西），十分机灵的茶房很麻利地在纸上写下我父亲点的茶名和菜品。父亲点了一壶仁化银毫、蟹肉鲜虾饺、云腿班戟卷、萝卜糕、艇仔粥等点心。少顷，茶和点心上齐，茶房对父亲说：“先生你慢请，有什么吩咐随时唤我。”饮完早茶，茶房送上了牙签、漱口水、热手巾把子。你看，这些都是旧时服务业的规矩，这情景，今时已经看不到了。父亲照单付账，另外还给了小账，老板和茶房很客气，弯腰鞠躬，说：“谢谢！”父亲和胞弟妹夫吃过早茶，老板和茶房将我父亲和其胞弟妹夫热情地送出馆子。穿着长袍马褂的广东老板对我父亲说：“先生驾临，敝店蓬荜增辉，还望今后先生多照顾，祝先生的宝号日进斗金。”你听，老板这番话多暖心啊！也许这都是些客套话，可这是什么感觉啊！你想想，一道道广东美肴，再加上好服务，这样的馆子你能不常去吗？不管怎么说，旧时馆子的客气话，今天再也听不到了。旧时饭馆似还可再添上一笔，以前的菜肴充满了人情味，掌勺的将心思都用在了怎样把食材做的齿颊留香，让食客“食过返寻味”，而不是现在的时时计算效益成本。有人说“食物会随着迁徙而旅行，到了外乡会根据各种条件来调整”，可这家在重庆的粤菜馆做的是正宗的广府菜。这顿早餐是星期天在粤菜馆吃的，可平时的礼拜天，父亲会在德国公寓的居室里举炊。父亲是善于煮饭炒菜的，有时会煮一颗鸡蛋，冲一杯牛奶，吃点提前备好的点心。有时会下一碗四川口味的担担面，或者蒸一大碗四川风味的粉蒸肉。有时会做一盘豆瓣鲫鱼、一盘烧白、一碟扁豆鲊、一碟豌豆鲊、一碟茄子鲊。有时会做一道溜黄花菜，葱油青笋，木犀炒肉丝、腊排骨和一碗米饭。美味是风土里长出来的，父亲是四川人，所以四川菜知道很多。抗战时期物力艰难，有时父亲也会用粗糙的平价米熬一碗米粥。“炒米糖开水，醪糟鸡蛋——”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重庆，每天都会有人挑着担子在大街小巷吆喝。喜欢炒米糖开水和醪糟鸡蛋的一听到这种熟悉的叫卖声，就会叫住挑担人，说“来一碗”。那时，重庆分为上半城和下半城，大致以十八梯为分界线。达官显贵富贾文化人士，多居上半城。劳工市井则多居于下半城。炒米糖开水和醪糟鸡蛋，却是上半城和下半城都有，不分显贵和平民，都爱这个小吃，也不知道父亲会不会买来尝一尝？有一家川菜馆离德国公寓很近，父亲很喜欢到这家馆子吃饭。星期天，父亲请胞弟和妹夫吃午饭。他家的鲊肉、豆瓣鲢鱼、姜爆鸡丝、赤豆汤、芝麻糊、花生浆、炖鸡汤、炖鸡面、肉骨头粥都是拿手好菜。抗战时期，大量沦陷区的人民内迁到以重庆为中心的大后方地区，当时的陪都重庆几乎集合了全国所有的菜系饭店，据统计，有大小餐食馆1700多家，天下名厨都集中在重庆，流行“吃在重庆”一说。父亲喜欢家乡味，也喜欢可口的粤菜。都说“食在广州”，离德国公寓不太远的地方有一家粤菜小馆子，这家“两餸饭”店铺（粤语，“餸”是小菜的意思）有点像今天的快餐店，客人可以选两个小菜，也可以点三个小菜。小菜功夫深，父亲有时会买一盒“两餸”和一碗炖鸡汤打包带回家。用老鸡炖的鸡汤味道非常鲜美，吃广东菜一定有汤，先喝汤，再吃饭，汤是粤菜之精华。回家后，父亲自己淘米，蒸一碗热呼呼恰好的米饭，这顿饭算不上山珍海味，简简单单的食物，最能体现美食的真谛。往事如昨，民国三十二年，父亲的胞弟和妹夫一起从老家巴中到重庆考大学，父亲安顿胞弟妹夫住在家里（德国公寓）。“那时鎔兄很照顾我，是好人啊！”父亲的妹夫回忆说。
二〇二二年四月十六日，早晨七点，我梦见父亲留下来的毛线帽子。梦景里浅灰色的毛线帽子是父亲冬天用来御寒的。毛线帽子挂在青岛老宅的墙上，时间久了，我想把帽子拿下来洗一洗。当我看到毛线帽子上的几根白头发时，我落泪了。我大声叫“爸爸”。我总感觉父亲离开这个家的时候，好像是不辞而别。我在晨梦的泪中醒来。
二〇二二年的中秋节与教师节出现在同一天。九月十日凌晨两点十分左右，我梦见了我心爱的妈妈，我在梦中哭醒。梦景里我与年迈慈祥的母亲相逢。梦醒后，我想起广东民乐《彩云追月》。今夜，妈妈一定是在月亮上过中秋节了，我点亮了妈妈送给我的红灯笼，天上的妈妈一定会看见的。
我常在梦中见到父母。所有细节，在梦里都真切细致。我问父母吃得好不好？睡得好不好？过得好不好？可是梦醒以后才感觉到双亲早已驾鹤西去了。
我的桌子上安放着父母的照片，父母的照片镶嵌在相架里，我时时刻刻都在想念父母。吃饭的时候，我给父母摆了碗筷，我把饭菜夹到父母碗中。父母晚年身体上都吃了苦头，想到父亲双脚浮肿，母亲腿部骨折，父母遭受那么大的苦痛，我泪流满面。
我追寻母亲的足迹到过老人家曾经生活和读书的地方，如今那些地方大都已改建为新式住宅区和宾馆。网上介绍说，从前济南正觉寺街上的住家多是官宦、书香门第或殷实的老户。以前的三和街都是高高的门楼，深深的院落，双开的大门，典型的济南府标准四合院，还有百年名校三和街小学和山东省立济南女子师范学校。遗憾的是旧时模样几乎消失殆尽，只剩下零星的身影，昔日风华也不知哪里去了。如今母亲曾经生活和读书地方的近旁建成了一家五星级宾馆，我每次到济南都住这家大酒店且在此与亲友吃饭、聊天，母亲的故乡也是我的家乡啊！
我回四川平昌老家无数趟了。有一回，我站在平昌县城的老桥上，望着桥下滔滔大水，忽然我与自己对话，1937年，父亲是从这个码头乘船去汉口的吗？是啊，一定是的！那是父亲第一次出川啊！对我来说，体验地道武汉人的生活是从品尝武昌鱼、排骨藕汤和绿皮茄子开始的。有一年初冬，我走进武汉大学。在武大一家餐厅，武昌鱼、排骨藕汤、烧青茄子是必点的招牌名菜。我在武汉大学第一次吃到了鲜嫩的清蒸武昌鱼，那排骨肉烂脱骨，藕块又糯又粉，茄肉软嫩可口，这些美食总是令人神往，在我的记忆里留下了一抹温情。记得那日老天作美，天气真好啊，午饭后我登上武大珞珈山（罗家山）。罗家山是一座历史文化名山，有周恩来先生故居，蒋介石先生别墅。夕阳发出柔和的光，我站在罗家山山顶俯瞰武汉全城和东湖美丽景致，就在那一刻，我想到了父亲，想到父亲曾经和我说过的话：“我登临过罗家山。”1937年，父亲只身从四川平昌县到江苏省会镇江市求学，那一次，父亲路过湖北，在武汉市逗留了一个星期。武汉接近地——湖北蒲圻县（今湖北赤壁市）是父亲的祖籍地。武汉距离蒲圻仅100公里，父亲还特地回到了祖籍地蒲圻。父亲渴望回祖籍地看看，希望踏足从小就知道的那个充满光彩的湖北蒲圻家乡。父亲出身于官僚知识分子家庭，幼年是在四川平昌县响滩镇三槐堟罗家祠堂开设的家馆读书的。那时候，占地面积约1200平方米，建筑面积700多平方米的三槐堟罗家祠堂正堂红色木质匾额上“湖北流芳”四个大金字给父亲留下了深刻印象。平昌三槐堟罗家祠堂是父亲的祖父出资修盖的。父亲的祖父，也就是我的曾祖父为清朝举人，被光绪皇帝授予正六品承德郎官衔。当年，我的曾祖父得到敕命圣旨，荣耀了家族几代人。曾祖父是一位为官清廉、为民做主的清官。曾祖父从不拿架子，没有半点封建官吏的派头，与街坊邻里交谈十分随和，被老百姓尊称为“老爷”“大人”（清代承德郎官职大致相当于今天的副厅级干部吧。写到这儿，想起承德这个地方，顺便说一句，据《清史稿·职官志》记载，清朝知县为正七品官员，鼎盛时期，全国一共有1358位正七品知县，在这些知县中，有4个县的知县高配正六品，这4个特殊县是大兴县、宛平县、曲阜县、承德县）。1937年，父亲终于回到祖籍地湖北蒲圻，23岁的父亲在蒲圻停留了两天。在蒲圻，父亲倾听大地声音，感受祖籍地跳动的脉搏。四川平昌县是父亲的真正故乡，父亲在那里出生、读书和度过童年、少年、青年时光。父亲骨灰入土，已经十年了。我每次回四川平昌老家参谒父亲的坟茔，觉得整座山岳可以视作坟墓了。父亲化作泥土，留在人们的记忆里了。
我常伫立自家阳台向东方遥望那青翠的山峦，那里是父母青岛合葬的墓地。2022年8月21日清晨5点半，我看到朝霞铺染蓝天，那翠绿的青山上空呈现出粉色的，紫色的云彩。
我还记得几件事。每次政协开会都会提前给父亲寄来会议通知，通知说“请在家等候，去车接”，可父亲没有给政协添麻烦，总是走着去开会。我祖父是中医生，父亲小时候常跟着他的父亲上山挖草药，一走就是4个小时的山路，父亲不怕走路累，喜欢走路，行走已经成为习惯。父亲担任政协联谊会理事，政协的同志称我父亲为“老领导”，我从未听说父亲向政协提出过什么要求。和我母亲一样，我父亲也没去办优待老人的免费乘车卡。父亲乘公交车也是从自己的荷包里取出钞票买车票的。类似的事情还有很多，我猜测，也许在父母眼里，像老人免费乘车卡这样的事儿都是小事情，那不是生活的主基调，也许父母还生活在过去，他们只讲奉献，不求索取。现在都在讲幸福指数，那么什么是幸福？我想，幸福不是得到的多，而是计较的少。父母从不计较个人得失，知足常乐啊！
父亲自幼失去父母，形成了真诚善良，热爱生活，坚强乐观的性格。老人家不轻易流泪，不过我有两次看见父亲落泪的情景。八十年代，父亲从信箱里取出一封家乡来信。此信是父亲的堂弟写来的。父亲打开信封，里面除了书信外，还有一张黑白照片。这张照片是父亲的堂弟和其父的合影。父亲看着叔父和堂弟拍摄于四十年代的老照片，流着眼泪说道：“我们家四世同堂，是大家庭……”九十年代，我在家里播放vcd光碟邓丽君女士翻唱的歌曲《何日君再来》时，我从侧面看见父亲流泪了。《何日君再来》，作曲刘雪庵先生，作词黄嘉谟先生。1939年，抗战电影《孤岛天堂》上映，歌曲《何日君再来》作为该片的插曲，由主演黎莉莉女士演唱。
北方冬天寒冷，虽然家里生炉子，但睡时被窝还是很凉。八十年代冬日的一天清晨，我感到父亲出门前走到我床边，老人家把我脖子后面的棉被塞紧，那冰凉的被褥马上暖和起来，我不知不觉地睡着了。
九十年代，某日晚上，我从电视台下班回家，实在是太累了，便坐在沙发上睡着了。当我醒来时发现身上有一件黑色的呢子外套，是母亲给我盖上的，这时候的妈妈就坐在我对面，老人家看着我落泪了。
最近翻阅旧报章，看到青岛中山公园小西湖飞来白天鹅，“旧闻”热读，我想到了俄罗斯作曲家柴可夫斯基的作品《天鹅湖》组曲和法国作曲家圣桑的曲子《天鹅》。2023年秋天是父亲的110岁冥诞，2023年冬天是母亲的100岁冥诞，我多想乘上鸟儿的翅膀飞上天堂去看望我的父亲和母亲啊！
忽然记起一首中国台湾歌词，“如果明天就是下一生，你将如何度过今天”。夜色沉沉，我坐在书桌前，此刻，看着岁月沉淀后灯光下的父母照片，能听见我手中的笔在纸上沙沙作响。
在本文即将搁笔之前，我做了一个梦。我的梦一向是彩色的。我身处热带雨林。此地是老挝的琅勃拉邦、柬埔寨的暹粒、泰国的清莱和清迈、印度尼西亚峇厘岛的乌布、新加坡的中央集水区自然保护区麦里芝蓄水池，还是中国的云南南部、海南岛、台湾南部、广西、西藏东南的部分地区，我不能确定。梦景里，有很多建在雨林山区，不食人间烟火的酒店，甚至还有一些极具地缘文化特色的帐篷式民宿。我不喜欢拥挤的场合，对大都会的生活渐渐无感了。于我而言，热带雨林特别安静，我好象来到了世界上最为安全的地方。我下榻雨林山区酒店，黄昏我看着窗外茂密的树林被风雨拍打摇摆的姿态，听着雨水滴答嘀嗒时大时小美妙的声音，我闻到了雨水和树叶的味道。雨持续下着，我按捺不住内心的喜悦，撑开雨伞，走出酒店，我陶醉在雨的旋律中。有一首歌曲叫《雨的旋律》，歌词记不清楚了，只记得轻快的节奏。热带雨林空气湿润，雨量充沛，午后，我期待会下雨。果真又下雨了。雨停后，我走出别致的帐篷，远远看见一束束阳光透过树林的间隙，照射在林间小道上。我走近大树，仔细端相碧绿的树叶，绿叶覆盖着晶莹发亮的雨珠。我回到帐篷，躺在床上，倾听四周阵阵虫鸣声。忽然我想到了什么，我站起来，快步走出帐篷，我又看见碧绿的树叶上亮晶晶的雨珠了。
写作，你大概永远不知道最后的句子应该怎样去写。不过我却找到了最后一个句号前的句子：
我和父母在热带雨林中相见了
二〇二二年一月十二日初稿
二〇二二年二月二日正月初二补充
二〇二二年二月二十二日补充
二〇二二年三月六日补充
二〇二二年四月二十日谷雨修改
二〇二二年六月三十日雨中修改
二〇二二年八月三十日阴历八月初四秋雨中修改
二〇二二年九月十日中秋节教师节早上参谒父母青岛坟茔修改
二〇二二年十一月十二日绵绵细雨中修改
二〇二三年一月二十三日正月初二修改
二〇二三年二月十九日雨水济南香格里拉大酒店修改
二〇二三年春季，旅次于济南、大明湖、徐州、连云港、开封、朱仙镇、南京、汤山、高淳、镇江、西津渡、宗泽纪念公园、焦山、金山、北固山、丹阳、上海、南昌、滕王阁、衡阳、桂林、南宁、广州、白云山、越秀山、中山图书馆、二沙岛、六榕寺、三元宫、昆明、国立西南联大旧址、云南陆军讲武学校旧址、呈贡文庙、滇池、五华山、翠湖、贵阳、花溪公园巴金先生纪念馆、宜宾、庆符镇、李庄镇、自贡、内江、平昌、重庆、奉节、襄阳、隆中、武汉、合肥、杭州、天目山、绍兴、宁波、慈溪等地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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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罗致鸿，祖籍四川平昌，1964年生于山东青岛，毕业于青岛大学，高水平田径运动员，专栏作家，媒体人，民国档案与民国史研究者，人文旅行者，是青岛电视台《国际体坛快递》节目播音员（20世纪90年代，青岛电视台开设了体育新闻资讯类节目《国际体坛快递》。《国际体坛快递》是青岛电视台建台以来首次开播的体育新闻资讯类节目，该节目每晚黄金时间播出，赢得了观众好评）。父亲罗鎔先生（1917.9.19-2010.1.12），政协文史委员、政协联谊会理事。曾任国民政府行政院议事组委任书记员、国民政府粮食部荐任科员、国民政府粮食部青岛粮政特派员办公处专员、国民党山东省政府财政厅视察、国民党山东省省税征收处、山东省特捐征收处处长（1948年，该处接办济南市营业税，并对山东的棉花、黄菸、食盐、煤炭、皮毛课征）。国民政府财政部设计专员、国民政府财政部直辖内江区国税局简任副局长（主持工作，月支薪俸430元。财政部直辖内江区国税局管辖内江、资中、荣县、威远、富顺、资阳、自贡六县一市）。母亲柴雨华先生（1926.1.12-2011.10.11），祖籍江苏镇江，生于山东济南，民盟盟员，青岛市优秀教师，其著作被中国国家图书馆收藏。（以下图片点击放大）
罗致鸿（中）与前中国国家足球队队长、山东省足协主席相恒庆先生（右）及球迷（左）在解说足球比赛。 |
 
罗致鸿（中）与嘉宾评球 |
罗致鸿在三级跳远比赛中 |
罗致鸿在三级跳远比赛中 |
青岛市少年田径队最后排左四为罗致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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