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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念爸爸罗广斌

怀念爸爸罗广斌

作者:罗加http://www.luos.org

  每当我看见妈妈床头那张爸爸,面带微笑,年轻而精力充沛的照片时,心中就无比悲痛。当我还是孩子的时候,爸爸就过早地离开了我,离开了温暖的家,他再也没有回来,至今已整整三十年了。在这漫长的日子里,我无比的思念他,常常梦中相见,每当这时,我的那颗痛苦的心就会颤抖。
  爸爸出生在成都的一个大地主家,伯父罗广文是黄埔军校毕业的国民党兵团司令。爸爸读中学时就因反对包办婚姻脱离了父母,由地下党人马识途引导到昆明西南联大附中读书,在那里投身学生运动,从此背叛了他的家庭,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一九四八年由江竹筠同志介绍入党,并在她的直接领导下进行对敌斗争。不久,因叛徒出卖而被捕,关进重庆歌乐山下的“中美合作所”的渣滓洞监狱。就是这段狱中的亲身经历,为他后来创作小说《红岩》奠定了基础。
  爸爸在那所人间地狱里关押了一年多,在那里他继续坚持公开和隐蔽的对敌斗争。他生性活泼,开朗、刚毅,在狱中教唱《国际歌》和《囚歌》,用黄泥和草纸制做象棋和扑克,鼓舞战友斗志。尤其是在放风坝上的那场春节联欢会上,他带着沉重的脚镣,别开生面地为难友表演了欢快的踢踏舞。打那以后,爸爸的双脚又增添了一副沉重的脚镣,此后又以“不服管教,违犯所规”之罪名,转移到“白公馆”监禁。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爸爸在“白公馆”和同狱的难友,趁特务增援“渣滓洞”的大屠杀之机,争取了看守,成功地组织了“白公馆”的越狱斗争,为党保存了可贵的一份力量。
  解放初期,爸爸在重庆市团委工作,他经常向广大青少年宣讲“中美合作所”革命烈士的斗争事迹,也常常给我和妹妹讲述江竹筠、陈然以及狱中的少年英雄的故事,鼓励我们向先烈学习,珍惜今天的幸福。但是他从未提到过自己,要不是爸爸同狱的刘德彬伯伯告诉我们,真还不知“狱中绣红旗”的那一幕,原来是爸爸把自己的红被面拆下来和同狱的难友们一块绣的。每当他谈起狱中死难的烈士时,平素的笑容消失,眉心中蕴藏着深深的怀念和痛苦。
  一九五八年,爸爸与杨益言叔叔开始了《红岩》的写作。那是一件相当艰巨的工作,爸爸从未写过小说,在他面前重重困难。但他只要接受了任务,准能干好。一九五七年,组织上派他去组建长寿湖渔场,当时他对渔业一窍不通,事隔不久,他就很快地变成了养鱼内行,推翻了过去国内外专家认为草鲢鱼不能在内湖繁殖的结论,取得了重大渔业科研成果。 在爸爸写作期间,他屋子里的灯整夜地亮着。他渐渐地消瘦了,双眼布满了血丝,可他仍然废寝忘食,日以继夜地写呀写呀,一九六一年,小说《红岩》终于出版了,在国内外广大读者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赢得了国际声誉,对党的文学事业作出了贡献。
  尽管爸爸写作繁忙,可他忘不了对我和妹妹的教育。记得我和妹妹自幼就被送进幼儿园,每到周末,小朋友就早早地盼着亲人来接,可我们常常盼来的是失望,成了幼儿园的长住户。就连上学时,学校离家不足半里地,我们仍然成了住读生。一年到头和爸爸妈妈在一起的时间屈指可数,但只要和爸爸在一起,就会感到无比的欢乐。有时又很紧张,他要定时检查我们的作业,常常让我们背唐诗,还让我和妹妹去担煤。上中学我离家足有二十来里地,爸爸始终坚持让我步行回家,锻炼我的意志。
  尽管爸爸对我门十分严格,但他不论对谁都是那样的热情,那时家里的客人从未间断过。爸爸待人诚恳、耿直,谁有困难,他会慷慨无私地接济,可从未想让别人报答,他所付出的远远多于得到的。爸爸兴趣广泛,爱好游泳,擅长篆刻,喜欢打桥牌,市青年排球队比赛也少不了他。记得赵丹到重庆来拍摄故事片《在烈火中永生》时,一次休息间歇,爸爸穿着背心、短裤,和赵丹展开了一场“激烈”的乒乓球赛,瞧着爸爸那连蹦带跳的劲头,哪象快40岁的人哟!也许是从那时起,我也爱上了乒乓球。 《红岩》小说出版后,爸爸的创作生涯并末结束。精力旺盛的他,仍然东奔西跑,收集了许多素材,准备继续写作新的长篇小说。谁曾想到,一夜间风波骤起,一刹那阴云密布,家中遗稿被抄,飘零殆尽。万恶的江青血口喷人地叫嚣:“川东地下党没有一个好人”,“华蓥山游击队都是叛徒”,硬是将爸爸置于死地。原川东地下党的同志也几乎无一例外地遭到“四人帮”的残酷迫害。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日的早晨是一个令人窒息的时刻,妈妈和我们刚刚起床,突然一阵急促的敲门声震动了我们三人的心,造反派通知说:“罗广斌跳搂自杀!”这突如其来的噩耗,犹如晴天霹雳,许久,我们才从震惊中苏醒过来,我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更不能相信这是事实。爸爸离开我们还不到五天呀,就是在昨天,妈妈还接到过他需要粮票衣物的亲笔信啊!谁能相信;就在这一夜功夫,一个曾经放弃安乐享受,经受过美蒋屠刀严峻考验的共产党员,却惨死在解放后的今天?
  妈妈是一个坚强的人,她宁死不屈,造反派让她签字火化爸爸的遗体,妈妈坚持不查清死因决不签字。在那个岁月里,哪有我们说话的权利呀!造反派把妈妈关进了市文联的一间临时牢房,在每次探望妈妈的时候,她总语重心长地对我说;“孩子,你爸爸虽然已经离开了我们,你要坚信他是一个好人,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我生死莫测,你要好好地把妹妹带大,相信党组织,总有一天会搞清爸爸妈妈的问题。”我没有哭,不愿增添妈妈的痛苦,暗自下决心一定要救出妈妈。一天深夜,趁看守人打瞌睡的时候,我帮着妈妈从白天观察好的窗口爬了出来,翻越了足有两米高的一堵墙。我们逃出了虎口,徘徊在无人的公路上,在那个株连九族的日子里,我们去找谁呢?时间不能让我们过多的考虑,妈妈带着我悄悄地登上了南去的列车。在贵阳,找到了爸爸生死相共的韩子栋伯伯。韩伯伯和蔼可亲,尽管他当时的处境也不好,但他仍然热情地接待我们。没过几日,追捕妈妈的通缉令发向全国,为了不给韩伯伯增添麻烦,我们离开了他家,到了北京。妈妈托人也将妹妹隐蔽地从重庆送到了北京,从此,我们兄妹俩伴随着妈妈离乡背井,流落他乡足有两年多时间。我们没有任何经济来源,全靠一些亲戚朋友接济。使我难忘的是在成都的一天晚上,为了不牵连亲友,妈妈硬是带着我们流浪在街头,深秋的夜晚真冷啊,在街边,我们依偎在妈妈的身边度过了那个令人不忍回忆的漫长之夜。
  流浪了两年多,妈妈突然把我们带回重庆,回到了我那日夜思念的家。可是,爸爸已经不在了,留下来的就只有“叛徒”、“特务”这一顶顶无比沉重的帽子压在了爸爸的灵魂上,也压在我们幼小的心灵上。妈妈也被扣上了各种莫须有的罪名。我和妹妹在不到下乡的年龄就被先后赶到了那“广阔的天地”,“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去了。
  在农村的那几年,除了一次患痢疾,我带病走了几十里地都没有买到一片痢特灵之外,劳动和生活对我并不感到多么艰苦,也许与爸爸的遗传因子以及他平素对我的严格分不开吧。农民虽然没有文化,可并不勾心斗角,他们懂得爱,我感到了温暖,当同学们一个又一个的回城,而那间小破屋里只剩下我自己的时候,就是农民们向我伸出了一双双热情的手,我住进了妇女队长家,她待我像亲人一样,至今我还十分留恋那里的一草一木。我没有泄气,牢记妈妈的话:“爸爸是好人,总有一天会澄清是非的。”有空我就看看书,学外语、上厕所时背单词,就是在那里为我后来考上研究生打下坚实的基础。那些年,社员们多次推荐我去当工人,一到政审就是通不过,我愤慨,可又能向谁诉?一九七三年,通过推荐、经过考试,我终于以一个“可以改造”的子女回到了重医上学。直到一九七八年爸爸平反后我才有了出头之日。
  现在,我有了一个幸福的家。每当我的儿子问起爷爷的时候,我的心就会加倍的收缩,是啊!我该怎样去对他讲述这个悲恸的故事呢?

相关链接:《红岩》作者罗广斌
相关链接:重庆医科大学核医学专家罗加


oooooooooo家园提示:人自为谱,家自为说,正误自辨,取舍自酌。引用注明作者和出处。 来源:罗氏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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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2016/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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