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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城孝感乡现象”探疑

“麻城孝感乡现象”探疑

作者:陈世松http://www.luos.org

  在中国移民史上,湖北麻城孝感乡是一个与山西洪洞大槐树、广东南雄珠玑巷、福建宁化石壁村、江西瓦屑坝等齐名的寻根问祖的朝宗圣地。有关这个问题,在一些有影响的移民史著作中都论述过 ,至今还存在许多待解之谜。近年来有论者撰文,怀疑麻城孝感乡的客观真实性,认为这是研究四川史的学者“被一些‘史料’迷惑”才这样说的。这种怀疑不仅无助于解读这段四川移民史,而且使“麻城孝感乡现象”之谜变得更加扑溯迷离,难于破解。有鉴于此,笔者愿意就这个问题谈几点浅见,希望能有助于澄清史实,破解迷雾。

  一、麻城孝感乡的建置沿革
  翻开现代中国地图,的确在湖北省麻城县(今黄冈麻城市)地界找不到孝感乡,而只有一个与“孝感”同名的孝感县(今改为孝感市)存在。二者确实相隔了“一帽子远”,与我们所欲讨论的“麻城孝感乡现象”风马牛不相及。不过,这是今天的政区版图,并不能作为否定历史上孝感乡建置存在的理由和依据。
  孝感乡作为麻城县所辖的一个乡,在历史上无疑是存在过的,它的地理方位在麻城县西。在人类历史长河中,它只是一个匆匆过客,仅仅存在于至距今500多年前的明代中期。据个人所及,现在所能查到的有关孝感乡建置的最早文字记录,是康熙九年(1670年)编纂的《麻城县志》。
  据考,麻城修志创修于明嘉靖四十年(1561年),称《麻城志略》,由县令苏松委托毛凤韶主修。苏松,四川广安州人,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己未科进士,嘉靖四十年(1561年)任麻城知县。任内“筑河堤、重建鼓楼、修县志”,是一个“体国安民”的地方官员。《四库全书总目》说,毛凤韶曾编修过《浦江志略》8卷,“较他志颇为简质,而大旨欲仿通鉴纲目”。鉴于麻城历史上从没有修志,所以苏松上任后,就委托毛凤韶仿照《浦江志略》主修《麻城志略》。《麻城志略》共9卷,“毁于前明”,业已失传。清朝康熙九年(1670年),重修《麻城县志》,“简而有法,犹存明代志乘遗意”,可能仍参考了残存的旧志篇章。其后,续修的《麻城县志》还有乾隆六十年、光绪二年、民国二十四年3个版本。1999年,麻城市志办公室于再版了形成于历史时期的这4部县志,并采用激光扫描制版胶印,基本保持原书全貌,为今天的研究提供了方便。
  康熙版《麻城县志》卷1“乡区”对孝感乡的建置沿革作了这样的记载:“初分四乡:曰太平、曰仙居、曰亭川、曰孝感。统130里。各有图。成化八年(1472年),以户口消耗,并为94里,复并孝感一乡入仙居,为三乡。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建置黄安县,复析太平、仙居二乡20里入黄安,止74里。太平乡原额58里,后并作25里。仙居乡原额54里,后并作25里。亭川乡原额25里,后并作24里。国朝因之。” 其后乾隆、光绪、民国3个版本的《麻城县志》,对孝感乡条目的内容,没有新的补充,基本重复旧志。
  从康熙志的记载可知,孝感乡的行政建置的撤销,始于成化八年(1471年),其原因是“户口消耗”,孝感乡因此并入到了仙居乡。90多年后,到了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建置黄安县的时候,太平、仙居二乡又划分一部分地方归并到黄安县。据《明史》记载,嘉靖四十二年析麻城之姜家畈置黄安县,同时分黄冈、黄陂二县之地益之。清《湖广通志》云:黄安县,“明嘉靖末,以地多盗,割黄冈之上中和,麻城之太平、仙居,黄陂之仙源置。” 这表明,原孝感乡从麻城县版图消失的原因,第一次是由于“户口消耗”,第二次是由于其地“多盗”,最后由仙居合并到黄安县了。由于黄安县设置时,是由原麻城县太平、仙居二乡二十里甲,黄陂县仙源一乡八里甲和黄冈上中和一乡十二里甲组成的,所以,原孝感乡至多只占黄安县地盘的四分之一至三分之一。
  明代麻城人梅国楼在《漕运解析记》的文章中,记述了万历初年,刚刚改变建置不久的麻城与黄安的漕运负担不均的情况。他说:“大抵麻城、黄安地里相近,山川相同。黄安之粮,一半麻城所割也。黄安向荷哀矜,全赐改析;麻城差繁役重,十倍黄安,苦乐未均,万民嗟怨。”这篇文字透露出,麻城与黄安原本是“地里相近,山川相同”的邻县。嘉靖四十二年改变行政区划后,把孝感乡划入黄安县,麻城县所负担的差役不是减轻了,反而更加重了。这一记述,也从侧面见证了孝感乡并入黄安县后,当时曾经引起过麻城“邑人”的不满与“嗟怨”。
  有明一代,麻城县地盘狭小,是名副其实的“弹丸之地”,只管辖130里甲户籍,人口资源相当有限。据统计,在明代麻城县有人口记录的这240多年间(洪武--崇祯),全县人口一直保持在10万人左右。由于没有县下所辖各乡的数据,因此我们无法直接知道未被撤销期间的孝感乡究竟领有多少人口。不过,乾隆版的《麻城县志》提供了乾隆六十年(1795年)全县的人口数据为:男女共28万多人,其中太平乡8万、仙居乡12万、亭川乡7万。考虑到孝感乡当年因“户口消耗”而被撤并,可能其时人口数只会在7万以下。
  附带说明,《麻城志略》创修始于苏松就任麻城知县,委托毛凤韶主修之年,即嘉靖四十年(1561年),因此志书成稿必在这以后。两年后,即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调整行政建置,将孝感乡从麻城县划归黄安县,如果其时志稿尚未付梓,则康熙九年《麻城县志》这条有关孝感乡被撤销的资料,当系行政区划调整时的记录。如果《麻城志略》在调整行政建置区划之前已经成书,则这条资料可能就是康熙年间根据前代记录追述的。总之,无论属于何种情况,康熙志上的这条资料绝非杜撰的,其权威性与可靠性是毋庸置疑的。
  至于今天我们在四川一些民间族谱、墓碑资料上,所见到的有关孝感乡下属的若干具体地名,诸如:麻城县孝感乡细鼎子、高阶堰(达县《雷氏族谱》)、扒凿岭(《傅氏族谱》)、大石板洗马凼杨家村第七层(《杨氏族谱》)、大坟坝(泸州《黄氏族谱》)、复阳村(泸州《王氏族谱》)、斑竹林周家坪(周氏碑记)、嵩枝坝大松树(民国简阳《汪氏族谱》)、踏水桥(蒲江《杨氏续修族谱》)、马桑坪(《杨氏族谱》)、梧桐村黄角树坎(资中《王氏族谱》)等等,大多出自于清代以来的移民及其后裔之手,推测可能是早已消失的明代地名,距今大约已有五六百年左右之久。由于它们早已被历史的风雨洗刷得无踪无影,今天一时要把它的具体地址找出来,是有相当难度的。不过,我们不能因为目前暂时找不到它的踪影,就怀疑它在历史上存在的事实。不能因为有人假冒麻城孝感乡的祖籍,就说孝感乡也是虚构的,更不能因此把孝感乡的行政建置一笔勾销。

  二、“麻城县孝感乡现象”的由来
  本文所称的“麻城县孝感乡现象”,有两层含义:一是指麻城县孝感乡之作为元末明初移民迁川中心的现象;二是指清初以来以湖广籍为主的外省移民,动辄称祖籍来自于麻城县孝感乡的现象。
  麻城孝感乡的说法虽然并不见于正史记载,多出现在地方志、家谱和民间的口碑传说中;但这也并非空穴来风,而是与发生清以前四川一段特殊的移民历史有直接的关系。
  早在元末明初,外省移民为了填补宋元战争后四川“地广人稀”的空虚,就曾经采取结伴而行的方式向四川迁徙。据《元史》记载,在元初,荣州(即四川荣县)“其地荒而废之”,至元顺帝时期,却被来自“雍、梁、淮甸”的20万户流民“开垦成业”。来此聚居的“襄汉流民”,“至数千户,私开盐井,自相部署,往往劫囚徒,杀巡卒”。由此推测,在这群“襄汉流民”中,当然应该包括有来自长江中游的湖北移民。
  到了元末,湖北民众为避灾、避难,舍危就安,弃近图远,竞相挈家迁往四川,其中以来自麻城孝感乡居多。根据史书记载,元末至正十一年(1351年),红巾军起义,天下大乱。江西袁州和尚彭莹玉利用宗教,与麻城的邹普胜“聚众为乱,用红巾为号”,在湖北地区发动起义。他们利用蕲州布贩徐寿辉“状貌”奇特,便于号召的特点,推他为首领,很快在蕲水建都称帝,国号“天完”。邹普胜因此被封为“太师”。正因为邹普胜是麻城人的关系,所以,麻城自然成为当时湖广农民革命的中心,“天完”红巾军征集兵源的基地。一些当地人为了躲避战乱,纷纷离家出走,从麻城逃亡到了四川。于是,这就出现了文献上所谓的“避地入蜀”、“避乱入蜀”、“避兵入蜀”的情况。
  元至正二十年(1360年),陈友谅杀徐寿辉自立为帝,湖北红巾军内部发生分裂。此时随州人明玉珍正率湖北籍红巾军将士入川作战。听说这一消息后,明玉珍遂断绝与“天完”政权的往来,在重庆自立为帝,建立了大夏政权。明玉珍入据四川后,本有割据一方的打算。所以,随军将士都携带家属,加上从湖广招募的移民,估计约有40万人进入四川。由于麻城与随州相邻,加上此前有不少麻城人入蜀,所以,麻城人自然蜂拥而至。明玉珍在其辖境内“保境安民,开科取士,兴学校,制礼乐,境内不见兵革者凡十余年。”史称“蜀人悉便安之”,“一方咸赖小康焉”。于是,正处于战火中的湖北难民,包括不少人麻城人,又“凭借乡谊,襁负从者如归市。以故蜀人至今多湖北籍。”
  朱元璋立国后,于洪武初年派廖永忠入川,消灭了大夏政权。为了填补四川人口的损耗,明朝政府又采取行政措施,于邻近的黄州、麻城地区,大量抽调湖广人民填川。这就是所谓的“抽填四川”、“奉旨入川”。依据曹树基对明代人口数字的统计和分析,经过洪武时代的大移民之后,四川的人口由元末的70~80万,增长至180万人,由此推知,洪武年间四川接受的移民总数约为80多万。 如果这一数字推测可以成立 ,再按照民国《资中县志》所说的比例:“明洪武由楚来居者十之六七” 计算,在这80多万移民中,起码有近50~60万的湖广人移居四川。其中,麻城又充当了主力。正因为在洪武移民中湖广人占多数,所以把这次移民活动称之为“湖广填四川”,应该是名至实归的了。
  胡昭曦在《张献忠屠蜀考辨兼析湖广填四川》一书中,依据几个县的氏族和族谱资料,对清初以前迁川人家所作的统计表明:在合川县迁入的20家人中,湖广籍11家,占55%,其中麻城籍8家,占总数的40%。在重庆县17家人中,湖广籍9家,占53%,其中麻城籍4家,占总数的23%。在南溪县12家人中,湖广籍7家,占58%,其中麻城籍3家,占总数的25%。在广安县11家人中,湖广籍10家,占90%,其中麻城籍6家,占总数的54%。在简阳县102家人中,湖广籍86家,占84%,其中麻城籍85家,占总数的83%。
  马楚坚依据全川214例族谱、方志资料,对元末至明季入蜀氏族原籍所作的统计表明,楚(湖广)籍187例,占87%,其他各省27例,占13%。湖广籍移民中,迁自元末19例,占9%;明夏26例,占12%;平夏后119例,占56%;明中叶18例,占8%;明季32例,占15%。
  崔荣昌在《四川方言与巴蜀文化》一书中,提供了17例“湖广人”族谱资料。据分析,其中有12个家族出自于湖北麻城县,占总数的70.6%。在这17个家族中,迁自元末的有5个,占总数的29%;明初的10个,占59%;清初的2个,占12%。
  黄尚军在《四川方言与民俗》一书中,也附录了“四川地区100部家谱中关于四川人来源的记载”的资料,分析表明,这100个家族中,在元末至明代自楚迁蜀的家族有33个,占总数的33%。其中,发生在明初的有23个,约占楚籍迁川家族的70%。
  由此可见,早在清初移民运动发生之前,就有大批湖广籍移民迁入四川,其中尤以麻城居首位;湖广移民迁入川的时代,以元末至明朝初年、平夏以后占绝对多数,其中尤以“麻城孝感乡”为著。麻城县孝感乡之作为移民迁川的中心,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形成的。
  从元末明初的以湖广籍为主体的大移民,到清初“湖广填四川”大移民,其间至少经历了200多年的沧桑巨变。元末明初从麻城县孝感乡迁入四川的这批湖广移民的身份,也经历了从移民—“孑遗”—土著—“旧家”的转变。
  清康熙七年(1668年),四川巡抚张德地在一封奏疏中说:“查川省孑遗,祖籍多系湖广人氏,访问向老,俱言川中自昔每遭劫难,亦必至有土无人,无奈迁外省人民填实地方。所以见存之民,祖籍湖广麻城者更多。”这段话说得再明白不过了,清初残存下来的“孑遗”,大多就是当年那批是“祖籍湖广麻城”的移民。在清初“湖广填四川”移民浪潮中,当大批新的移民迁入四川后,为了与后来的移民相区别,元末明初的移民(包括麻城孝感乡人)自然就成为“老民”——老资格的四川人,即清初移民社会中的土著了。
  例如,新津县清初从洪雅陆续返籍的“土著”,“询其原籍,概系湖广麻城孝感乡”。土著与移民的概念并非一成不变的。移民定居日久,就变成土著。相对于后来迁入的新民,先迁进来的就是“老民”,再早一点入川的就是“旧家”。正如清光绪时有记载所说:“(四川地区)大抵今日所谓土著者,率皆国朝鼎定以后,自粤东、江右、湖南北来。其来自前明洪武初年麻城孝感乡者,则旧家矣。”
  本来,麻城县孝感乡之作为元末明初迁川的中心,一直是当年迁川的湖广移民——后来的土著、“旧家”心目中的精神家园,更是他们祖籍的识别标志与“品牌” 形象。可是到了清初,步他们后尘入川的大批外省移民,主要是湖广移民,也打起麻城县孝感乡的旗号,竞相称自己的祖籍也来自于麻城县孝感乡。
  据民国《简阳县志·氏族志》所提供的数据表明,在该县349族两湖籍移民中,自称来自麻城者有239族,占68.5%,其中自称来自孝感乡者,有228族,占麻城的95.4%。另据崔荣昌在灌县柳街乡的调查,该乡现有居民的祖籍来自麻城者,占总数的80%以上。该乡32姓中,有25姓都说来自湖北麻城孝感乡,占总数的78%。提供这些统计资料的,大多是来自于清初迁川的湖广移民家族。
  于是,这就出现一个问题,在清初移民高潮中,来自两湖的移民都异口同声称自己出自于湖北麻城县,而且还集中在该县孝感乡,这在情理上就令人生疑。上世纪30年代,民国《南溪县志》的编修者最先发现这一疑点,并提出质疑说:“今蜀南来自湖广之家族,溯其往始,多言麻城孝感乡。核其人数,即使尽乡以行,亦不应有若是之夥。且湘楚州县与蜀比邻者尽人皆可移往,何独迁孝感一乡。岂偌大之川南,仅为一孝感乡人殖民之地乎?!” 其实,这种动辄称麻城孝感乡的现象,何止川南,在川东、川西、川北地区到处都存在。
  其后,省内外的学者大多沿袭《南溪县志》的思路,对这一现象作了进一步的质疑与发挥。 归纳其要点,不外有三:其一,如果明初移民入蜀称祖籍来自麻城孝感乡,尚可说也;但清初战乱,四川旧有土著人户大量流亡,所存无几,新移民始于清初,而孝感又于明朝的成化六年就撤销了,其时距清代移民高潮,已有两百多年,这期间还说什么麻城孝感乡,岂不成了“无稽之谈”么?其二,既然康熙年间湖南移民“携家入蜀者”,就“不下数十万”,以清初麻城区区一县的人口规模,能够把有数十万湖广移民尽纳在其中吗?总不可能几十万两湖籍移民绝大部分迁自于麻城一县。其三,既然原孝感乡至多只占今红安县的四分之一至三分之一,那么,如此多的湖广移民,怎么都可能来自这样一个小范围呢?何至于其他乡、其他县就没有人外迁,或没有留下移民后裔呢?显然,这一现象有待进一步破解。

  三、破解“麻城县孝感乡”之谜
  民国《南溪县志》在质疑清初湖广家族“多言麻城孝感乡”这一现象时,首先提出了其中可能有“冒其籍求荫以自庇”者,值得“待考”。接着,张国雄在《明清时期的两湖移民》中,也对冒籍问题作了初步探讨。在此基础上,本文拟先辑录有关冒籍的具体实例,再来作进一步分析:
  例1:民国《合川县志·氏族》载,胡氏移民家族的迁川始祖胡正鼎,原籍“永州零陵县孝感乡”。按:永州零陵在湖南,该县无孝感乡;既称孝感乡,肯定属于麻城县
  例2:民国资阳《陈氏宗谱》载,陈氏先祖原本湖南宝庆人,但在“老谱序文”上却说:“陈氏之先,本湖南省黄州府人也。”又说“始祖于明初,至湖广黄州麻城孝感乡奉旨填居四川,来至资州。”该家族后裔在撰修新谱时,发现并纠正了这一错误,指出:湖南宝庆与黄州,相去一千余里。“试问黄州府果在湖南吗?” 连他的后裔都指出,造成这样的错误的原因,“就是由于当时地理学不明”。
  例3:清光绪《周氏宗支碑序》载,周氏祖籍来源于“湖北武昌府麻城县出南门四十里孝感乡”。麻城明明属于黄州府,又如何与武昌府扯上关系?
  例4:清嘉庆十九年(1814年)四川泸州《黄氏支谱序》在追忆其祖先的原籍时称:“居楚邵武府建宁县楚溪上包麻城孝感大坟坝” 。按:邵武府建宁县在福建,又何来麻城孝感乡。
  例5:前国家主席杨尚昆追溯自己的家史来源说:“(潼南县)双江镇杨氏家族是从哪个省移来的?过去我一直认为是从湖北孝感来的。1987年,我第一次回到家乡潼南,县里正在修新县志。我这才知道双江镇杨氏家族的源流。据记载,我们这一族的远祖杨文秀,原籍江西吉安府泰和县,南宋末年曾在湖南永州府零陵县当县令。第二年,宋亡,不能归籍,就在湖南辰溪县定居。清康熙三十五年(1696),杨文秀的后裔光字辈的堂兄弟三人,先后来到四川,沿涪江北上,分别在蓬溪、遂宁、江油三县落户。”
  例6:著名作家艾芜在1947年追述自己的家族历史:“我自己的祖先,前七八代人,就是由湖北麻城县迁去的。而且,不只我一家,几乎附近好些县分的人,都是来自湖北麻城县。这都是有族谱可考,并非由于传闻”。1948年,艾芜又在《我的幼年时代》中又重申道,自己“第一个到四川的祖先,原是生长在湖北省麻城县孝感乡的”。而事实上是,艾芜的汤氏家族入川(1698年)之前,“世居湖南宝庆府武冈州高沙柿杨家桥(今属洞口县)”。1980年代《汤氏族谱》发现后,尤其是李义让、庄巨川《艾芜先祖入川考》一文发表后,艾芜承认先祖来自湘西洞口,不是麻城。
  例7:毛毛在《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中写道,广安邓家的老祖先是江西吉安庐陵人,在明太祖洪武年间入川,从此开始了广安邓氏的新纪元。但是,长期以来,“连我的叔叔(按:指邓垦)也说,小时听大人说,邓家是从湖北迁移来的。”
  以上7例姓氏的祖先均非出自麻城孝感乡,但他们都毫不例外地误把“湖北”或麻城孝感乡作为自己的祖籍。其中第1、2、5、6四例,发生在湖南籍中,占总数的57%;第1、2、3、4四例明确记载由清代开始冒籍的,占总数的57%;第5、6例不知道何时开始误会麻城孝感乡为祖籍,占29%;不知道何时误会湖北为祖籍的1例,占14%,不知误会为何时的2例,均系老一辈人一代代传下来的,其源头有可能间接追溯至清代。其中以宗谱、墓碑等方式附会祖籍的共4例,占总数的57%,其余3例出自一代代的口碑传闻,占43%。由此可见,在发生冒籍行为的氏族中,约有57%是出自于清代湖南籍的移民,冒籍的方式约有57%是采用宗谱和墓志来编造。这种现象的出现,绝非偶然,带有一定的必然性。这需要联系清初移民高潮的形成过程,以及各省移民迁川的先后形势来认识。
  原来,清朝初年外省移民大量迁入四川之前,元末明初就已入居四川的黄麻籍和“麻城孝感乡”的老民,是清政府最先招辑的对象,他们从外地逃难返籍归来,成了在战乱后再造天府的资格最老的居民。康熙十年(1671年)“湖广填四川”移民大潮的闸门刚刚开启之后,与四川邻近的湖北移民,利用元末明初以来就曾经有人大批迁川的特殊历史渊源关系,轻车熟路,捷足先登,与陕南移民一道,成了最先在四川落户的外省客民。康熙二十年三藩之乱平定之后,移民才开始恢复并大规模进入四川。而这时,湖南本地的开发已经出现饱和状态,于是,湖南南部便成为当时移民迁川的中心区域。据当时湖广官员奏称,在衡阳、永州、宝庆、武冈、沔阳、零陵等府州县的楚南百姓,数年来携男挈女,“日不下数百口”,纷纷尽赴四川垦荒”。“托名携家入蜀者,不下数十万”。百姓入川络绎不绝,仅一县,“已不下十余万众”。再后来,到雍乾之际,才是广东、福建两省人民紧随其后,结伴迁往四川,至此移民入川形成高潮。
  依次入川的新移民在落户到某一个具体地区时,由于人生地疏,必然面临着更为强大的土著势力和众多的竞争对手。为了在恶劣的自然环境与复杂的人文环境中求生存,立住脚,他们不得不动用一切有利的社会资源,求图“荫以自庇”,得到当地社会名望家族的支持与保护。在这方面,元末明初以来从麻城孝感乡迁来的老民——土著居民,无疑最能当此重任。一方面,由于他们入川时间早,资格老,“他们长期在四川的经历形成的对四川的认识与经验,已融入当地社会的现实,都使其在后来的移民面前。具有更多的物质和精神优势”。另一方面,他们不仅人数多,而且素质高,人才辈出,人文荟萃,颇多世家望族。明清以来他们中产生了不少名人,在光绪《麻城县志》卷24《耆旧·流寓》上,辑录了明清时代先世由麻城入蜀的3位“以文章功业震耀当时,洵足增光梓里”的名人:一位是明代状元杨升庵,第二位是明代思想家来知德,第三位是清代康熙朝的户部尚书张鹏翮。这些都在无形中提高了麻城孝感乡在四川的地望声誉,以至形成 “麻城孝感乡这块牌子,在清代的四川社会上事事都觉得高三分。”
  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有些移民出于同其他省籍移民竞争社会资源的需要,在入籍之初,便把自己某世祖先说成是来自于麻城孝感乡。而最具有条件这样做的,首先是来自于湖南籍的移民。由于在历史上,湖南、湖北同属于湖广行省,称得上是“大同乡”。尽管清初已经分设湖南、湖北两个布政司,但在民间人们仍然习惯以湖广来称呼。由于历史上有这层渊源关系,所以湖南移民很容易把自己纳入于湖广圈子,视孝感乡为故乡的标志,进而融入麻城孝感乡籍中去。而来自麻城籍的土著旧家,为了壮大自己在当地的竞争实力,也可能以“大同乡”为旗号,大事招纳湖南籍的移民归属在自己麾下。总之,不管属于哪种情形,冒籍发生在湖南移民中间,完全是可以理解的。
  那么,移民冒籍后究竟能得到什么实际利益?有论者认为冒籍是为了获取政府给移民的优惠政策,这未免把事情理解得太简单了。且不说冒籍者本来就移民身份,假冒麻城孝感乡为的也不仅仅只是这一点眼前利益。根据清代惩治冒籍的范围,冒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科举考试中,冒充他籍应考,以牟取私利。清制规定,凡生童初身不正冒籍应试者,或隐瞒原籍,违例在籍报考者,俱照冒籍惩处。二是将他人冒入自己户内,以逃脱赋役。清制规定,这种行为亦按冒籍惩处。那么,清初湖广移民冒着风险,隐瞒自己的真实祖籍,而把麻城孝感乡作为自己的祖籍,究竟可以从中获取什么好处呢?
  据珠江三角洲地区的田野调查表明,许多外来移民在处理与当地土著的关系时,为我们提供了这方面的借鉴。当移民在入籍某地时,往往会编造一个来历清楚、且有社会名望的开基祖,以便以合法的身份,登记为政府户籍管理下的“编户齐民”,而不至成为“化外之民”。这种情形,在封建王朝实行严格的户籍登记政策,尤其是明清王朝实行里甲制度下,时常发生。能够在政府的户籍管理下,为自己取得这样一个历史悠久的、有头有面的合法开基祖的身份,对于移民家族说来是十分重要的。因为有了它,就等于使所有的宗族成员共同享有一种身份证明的资格。于是,以后宗族不但可以向其他人炫耀家族历史,提高家族声望,在地域的竞争中取得优势的一种象征;而且,还可以使用祖先开立户籍,购置土地,登记纳税,参加科举考试,以及享有其他需要编户齐名身份才能合法享有的权利。这样,户籍制度与宗族社会相结合,使户籍自然就被视为宗族的一种重要的文化与制度性资源,甚至成为一种社会身份的标签。
  正因为冒籍可以带来如此之多的实际好处,所以,不仅湖广籍移民有意冒籍麻城孝感乡,而且就连一些势单力薄、同样需要“求荫自庇”的外省籍移民也会这样做。渠县《李雷族谱》为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个典型的冒籍冒姓的实例:据谱载,渠县李氏的先祖,李君讳佑,“本籍湖北黄州府麻城县孝感乡细鼎子高阶堰谢家庄人士”,元末因仕入川,后家于蜀北渠县云合里刘家湾。其后,因为兵乱不能归。“当是时,同来楚黄而居者众,惟雷氏最为枭雄,人莫敢犯”。故李氏祖先与友邻“向、左、李、温、周五姓,共议姓雷”,并“依龄为序,以避残杀之害”。原谱所载五姓人为了寻求庇护,“以避残杀之害”,共议改为雷姓之事,发生于何时,时间有一些不清晰。根据大的历史背景分析,可能在明末清初。
  至于冒籍的方式,主要就是通过入籍编造一个来历清楚、且有社会名望的开基祖,然后再以纂修宗谱、镌刻墓碑等手段将其合法化。久而久之,他们的后裔就会把冒籍当成事实,甚至一代代的传承下去。这就是产生“麻城孝感乡现象”的历史成因。
  由此可知,在今天以麻城自居的家族中,既有真的出自麻城孝感乡者,也有意假冒者;既有入川始祖的祖籍原本不明,无根可寻而从众附会者;也有因时间久远,弄不清祖籍,而牵强附会者。总之,虚虚实实,真假莫辨。
  时过境迁,当年许多家族的祖先冒籍以求荫求庇求利的经历,已经成为尘封往事和历史记忆之后,作为他们的后裔,由于历史上种种真假莫辨的原因,仍然众口一词称自己祖籍来自于麻城孝感乡,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必过分拘泥祖籍的真实性。这是因为,一方面,在我们这样一个重视讲“籍贯”的国度里,对一个有着“湖广填四川”这样大“换血”,以及其后频繁发生省际人口大迁移的区域说来,我们既不能忽视“籍贯”问题,但也不必拘泥于“籍贯”问题。随着岁月的流逝,现代社会中人口的流动更为自由,人们原有的籍贯早已被冲得七零八落,面目全非。对于现代社会的人说来,籍贯早已失去了原来的意义,只是一个“亦真亦幻”的代号,模糊不清的影子。
  另一方面,今天许多移民家族的后裔在把麻城孝感乡当成自己祖籍时,并不一定再与某种实际利益相挂钩,更多是出于一种文化上的认同心理,正像艾芜那样,他是把麻城孝感乡视为故乡的一种标志。在他的笔下,我们看到,他是那样充满深情地追思麻城孝感乡,显然他已经把孝感乡“内化”到灵魂之中,麻城孝感乡已成为他自己心中的天堂——神圣的移民故乡和永远的精神家园。
  在中国移民史上,把一个省区的移民祖籍来源,归之于某一具体地方的现象,不只四川存在,至少在全国共有8处之多。由此形成了中国寻根问祖的八大朝宗圣地:山西洪洞大槐树、苏州阊门、江西瓦屑坝、湖北麻城孝感乡、山东枣林庄、广东南雄珠玑巷、福建宁化石壁村、河北小兴州。这些移民圣地的形成时代有别,被公认的地域范围各异,但都有一点是共同的,即都是存在于不同地域的人们心中。他们之作能够在一定地域内煽起人们的思乡念旧、寻根问祖的激情,并成为人们的精神生活中的神圣殿堂,是一定地域文化长期积淀的结果,是经过长期历史检验而形成的。
  因此,蕴含在省籍背后的,更多是一种文化认同现象。具体到四川而论,对于一个自明代以来湖广人就是这一区域人口的主体,湖广文化一直占居优势的人文生态环境中,人们把麻城孝感乡视为自己的祖籍,更多只是一种象征意义,其所表达的是对一方地域文化的心理认同。探寻祖先来源,叩问“我从哪里来?”这是人的最基本也是最质朴的精神需求。当人们众口一词称自己来自同一个移民故乡———湖北麻城孝感乡的时候,一股由“麻城情结”油然而生,通过共同故乡这一精神纽带连接而成的巴蜀地域文化精神,得以粘合凝聚在一起,并释放出巨大的能量。这正是近三百年来,在巴蜀文化这棵根深叶茂的巨树上,所结出的移民文化的丰硕果实。
  (陈世松系四川省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本文原载《社会科学研究》-2005年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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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2008/1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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