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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黑白世界里打拼的打工仔罗向冰  罗向冰，1968年出生于四川天全县，初中文化，自学美术。1994年到深圳打工，1995年从事文化工作，1996年被聘为深圳市《大鹏湾》杂志美术编辑，美术总监至今。四川省美协会员。
 1996年以来，罗向冰有200多幅作品先后在《读者》、《中国青年报》、《中国文学》、《中国日报》等报刊发表。《秋水》、《白蛇传》获四川省建国五十周年美展优秀奖，选送参加第九届全国美展。《青春常在》组画获广东省二等奖，深圳市银奖。《CHINA DAILY》作题为“乡村情歌，罗向冰的艺术世界”整版评介。《桥头话别》被选登在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北京大学艺术系、首都师范大学美术系合编的1990—1999十年《今日中国美术全集》上。《乡村情歌》系列作品获中国美术家协会第十四届新人新作奖。《曙色初露》入选广东省建党80周年美术展览。《乡村情歌.喜悦新车》入选四川省建国55周年美展。《绸缎似的村庄》、《十八相送》入选广东省建国55周年美展。《心田上的茧花》等入选新闻出版总署、中国美协“第六届装帧艺术展”获三个优秀奖。
罗向冰是一个没有受过专业训练，没有完整学历的美术爱好者,在十多年的打工生涯中，始终坚持自学，用自己独特的表达方式，成功地创作了一批黑白画。黑白的画面倾注了他对艺术、对生活的挚爱和对故乡山水的思念之情，画面散发着宁静安详的美，同时又笼罩着一层淡淡的忧郁。
附罗向冰文：《知识改变不了命运》
在我的家乡，农民种地是犯法的。因为我们世代居住的地方，正是“母亲河”的发源之地，为了“母亲”的身躯不要裸露，为了全国人民的利益，我们被号召“舍小家，顾大家”，按上级文件指示，让土地长满荒草，让山峦“杂花生树”，大家尽量想办法外出打工谋生。
我是我们家乡最早出来打工的知名人士，因为10年前刚到广东时，也被热火朝天的表象所盅惑，曾激动地在家乡的市报上撰文“有志者去广东”、“广东是美国西部在中国的翻版”等等。在我的“言传身教”下，成千上万的家乡青壮年纷纷卷入打工洪流。
其时，广东珠三角很多城市，当然包括深圳，都在大张旗鼓地评选“优秀外来工”，我也倍受鼓舞，以一不怕哭、二不怕屎的饱满热情参与其中，白天干城里人不愿干的脏活、累活，晚上去“城中村”三五个人挤在一起。我还经常就着昏黄如豆的“节能灯”看书写作画画，为自己加班，满心憧憬用知识改变自己的命运。
隔三差五总有老乡因为没有暂住证被抓走，去收容站取人，每人要交380元，这刚好是一个月掏大粪赚来的数目。乡下人大都长得“苦大仇深”，要么就是“特别卑微”的形象，看见治安仔就怕，越怕越容易被抓。一年中有些老乡被抓上三五次，基本上所有的汗水和泪水都白白流在深圳。
一年后，我的作品四处开花，我荣幸地被深圳某区文化事业单位聘为“文化人”，从此，我与那帮亲爱的老乡们划了一道无形的坎。我与其他几位情况大抵相同的“文化人”并肩战斗，我们没日没夜地忘我工作，为单位创造了巨额的财富。可笑的是，我们都因没有文凭、没有结交权贵的习惯而屡受挫折。青春的大好时光就这样白白地贡献给了深圳。也因为我的愚钝和木讷，不会钻营，10余年过去了，虽然在业界硕果满枝，也有幸被省级和地市级文艺刊物聘为“总监”、“副主编”，而最终只能是浪上之萍，无法落地生根。
我的“失败”与我父辈的教育脱不了干系，他们教我做人要诚实、要脚踏实地、是金子总会发光的，而现实中有许多事都是在暗箱里操作的，那些所谓的“专家”、“名医”、八面光鲜的风云人物有多少不是用“肉”、用钱换来的？用假文凭去换真名利的人也不胜枚举。很多潜规则是我们平民百姓想也无法想像出来，正如时下发生在深圳一个笑话般的事情：能飞的绵羊其实是被人为地插上的翅膀，与羊本身的造化无关。如果你仍然把各级组织评选的“先进”、“十优”、“百杰”当成你人生的榜样，那么你就同我一样是“拥有天真”的平民，你仍然有走不完的曲折和弯路。
人就像草木，花开了就要结果，我的小孩也在我客居深圳期间出生了，跟着我四处飘移，宝安、福田、罗湖，长则五年，短则三月。每至傍晚，他常天真地问我应该回哪个家，我们的家在哪里？我认真地回答说，我们的家在四川雅安，那里芳草萋萋，群莺乱飞……儿子说那里只适合旅游。童言无忌啊。
小孩转眼就到了该上学的年龄，外来民工想在深圳拥有一个固定的居所几乎是不可能的，而没有户口的小孩要上学，靠我那微薄的工资是杯水车薪。我常想，我们的下一代要怎样地成长？又要成长为怎样的人？是不是在我悲观失意的时候，在他能分得清世事善恶时与我一起共唱古训“天下乌鸦一般黑……”
媒体天天都在呼唤公平与公正，要建立公正的社会竞争机制，可是我们的呐喊却变成贪官污吏算盘上飞溅的泡沫，让他们说我们可笑而幼稚。
和亲爱的民工们一样，我也想过回家种地，但我已告诉大家，在我的家乡农民种地已是犯法的事情了。到市里找点事做吧，我已出来这么多年，人走茶凉。退一万步来说，家乡也根本用不上“文化”。我的家乡虽贵为地级市，但市里仅有一份市报，僧多粥少，市艺术馆门可罗雀，市图书馆早就不开放。我还能做些什么呢？我经常问自己，我越来越有文化了，可为何我的道路反而越走越窄了呢？
公正地说，在中国，对于热衷于读书看报的人来说，我的名字并不陌生。对于珠三角的外来民工而言，可以说是一面精神的旗。盘点20年来中国流动民工们的文艺成就，我算得上是一块不大不小，却难以逾越的标杆。随便提一句，广东佛山某刊曾撰文，给“打工文学”，“打工文化”，“打工作家”自封了许多山头，这就显得比我更幼稚了。因为这10余年来，我们都在广东，都在深圳，从传媒的角度出发，应该公正和尊重事实，并把眼光放高远些。
但是，如果要我的“文化”在深圳生存，同样也不可能，就算我每天发表1000字，所得的报酬也不超过100元，每个月所得还不够租一套二房一厅。一家三口的生活如何维持，我的小孩如何健康地成长？更是大问题。现实是如此的残酷，深圳想鼓励大家创作精品文化也是与我们无缘的，深圳，广东很难容得下民工及外来文化的成长，这与20年仍原地踏步踏的民工文化似乎在冥冥之中已经注定。在深圳奔走了10多年，我也累了，而此刻的城市只是我奔忙旅途的一个驿站，遥远的乡村成了我用文字和图象保存的“家”的碎片和回忆的梦境。我们的一生也许在“城市”和“乡村”的概念中彷徨无助，从而把本来应该创造价值的青春和人生消耗殆尽。
哪里是读过书的民工们今后的生路？
（转自《教育革命》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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