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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黄埔军校少将副处长罗怒涛的家事

记黄埔军校少将副处长罗怒涛的家事
    ──追忆我的父母亲

作者:罗氏宗亲 黄埔后人 罗桥础http://www.luos.org

  今年,父亲离开我们已经六十二个年头,母亲也离我们而去十三个年头。
  每当夜深人静,父母的形象总是萦绕在我的脑际。

  父亲去世之前的十多个小时,令我刻骨铭心,终生难忘。
  1958年深秋,我在中学读高中二年级,吃住都在学校。一天晚上,晚自习下课后,传达室工人邱宗云托人到寝室找到我说,家里有急事,叫我马上回家。我感到愕然,母亲在乡下教书,父亲在苏河农场劳动,家里空无一人呀!学校离家不过三、四分钟的路程,当我急匆匆赶到家院门外旁边的师范校门口时,惊呆了:苏河劳改农场的两名劳改队员站立在那里,抬着父亲的滑竿停放在校门口。我急忙引导这两名抬滑竿的人,穿过黝黑的通道,打开家门,跟这两人一起将父亲往床上抬。家里这时早已是家徒四壁,连油灯都没有,屋内一片漆黑,我只好用随父亲担架抬回的棉被将父亲盖好。
  当我茫然无措之际,同院邻居王树德大妈拿给我二两粮票和零钱,嘱我到街上为父亲买一碗面条。我将买回的热面端到床前,父亲根本无法进食,他早已气若游丝,只是断断续续地对我说道:“给我作的结论:属于2%的反革命”。这是他生前对我说的最后一句话。从他虚弱的语气中,可以看出,他已意识到自己不久将离开人世……
  母亲得知消息后,连夜从乡下赶回县城。凌晨,我和母亲将家中的一扇门板拆卸下来,将父亲放在门板上。这时我才看清短短一个多月父亲已经变得骨瘦如柴,受伤的脚出奇地肿胀,以致小腿变得跟大腿一样的粗。我和母亲艰难地抬着门板,沿着大街将父亲送到县人民医院。可是这时父亲已经奄奄一息,命悬一线,医生已无力回天,吩咐我们准备后事。
  母亲为了不影响我们兄妹的学习,请人协助将父亲的灵柩抬上县城西北郊外的凤凰山,独自草草办理了父亲的掩埋事宜。这时父亲不过52岁。
  就在一个多月之前,父亲还在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为了生计,每天在东河边从船上挑着沉重的煤炭往岸边搬运。
  一天下午居委会住段民警突然通知父亲到派出所,这一去父亲便被关进了县公安局的拘留所,说是要审查历史问题。其实,父亲的历史问题经过近十年的审查,早就清清楚楚,一九五八年的全国普选,父亲还获得了选举权,说明父亲具有公民资格。再度审查历史问题实际只是一个借口,因为当时全国掀起了大跃进高潮,公安局在苏河办的劳改农场为了创高产,缺乏劳动力,采用非法专政手段,调集所谓有政历问题的人,强迫从事管制劳动。
  当时父亲出乎意料,走得匆忙,没有带任何物品,只身前往。直到当天晚上,我才接到通知,我和大妹羡蓉冒着凛冽寒风,前往新西街,找到拘留所为父亲送去棉被和碗筷。然而,却未能见到父亲本人。哪知一个多月之后,父亲便这样离开了人间!

  回顾父亲的一生,令人唏嘘。
  1906年父亲出生在四川东部的南川县鸣玉乡兴隆堡。1928年初春投笔从戎,报考黄埔军校,从黄埔军校七期毕业后,近二十年里,一直投入保卫国家的抗日战争,曾先后参加了一系列著名的抗日战役,比如古北口大战、保定保卫战、台儿庄大血战、武汉保卫战以及第一次长沙会战等等。在这些事关国家生死存亡、激烈紧迫的战事之中,即便他的父母去世,也未能回乡奔丧。直到1947年退役,准备到成都陆军军官学校任职,才抽身回到南川县祭祀父母,会见亲友。
  1947年,我们三兄妹尚在幼年,住在母亲的老家四川省三台县。当时母亲只带了我一人从三台县赶到重庆跟父亲汇合,然后一块回南川老家祭祖。
  当年我是六岁的孩童,因此对于南川之行的记忆很模糊。我只记得罗家老宅是一个大院落,庭院门前有一个池塘,池塘四周环绕着一些柳树。祭祖仪式包括在家里做“道场”,为先祖超度亡灵,到墓地烧香祭拜。做“道场”时,在堂屋的正中放置着先祖的灵位,四面墙上挂满了令人恐惧的鬼神画像(后来我才知道那是十殿阎罗的图画),有一天我独自走到堂屋前,看见这些画像,顿时感到毛骨悚然,只得急匆匆离开。
  父亲投笔从戎之前,曾结婚生子。父亲在抗日前线浴血奋战时,妻子便因病去世,留下一子,取名罗纯武。当年上山祭祖,便是他将我放在自己肩背上,驮着我上山。成年后他一直在小学从事教育工作,担任小学校长,上世纪九十年代病逝。由于社会历史的原因,父亲早早离世,我们长期没有跟南川的亲戚联系,早年的其它记忆在我幼小的心灵中犹如过眼烟云,已经散尽。

  南川祭祖结束之后,父亲便到成都陆军军官学校履职,领衔副官处(即办公厅)少将副处长,负责学校的行政事宜及组织招生等工作。这时候,父亲才从纵马疆场的漂泊生涯安定下来。每天到成都北较场学校总部上班,早出晚归,恪守校规,业余时间,读书是他的最大爱好,他还喜欢给我讲一些绕口令或小故事。
  父亲从军二十余年,置生死于不顾,青春的年华贡献给国家抵抗外侮的战争中,最后在参加接受日军投降盛典之后退役。官阶从排、连、营、团,一直晋升到少将,可说父亲是一名正直的职业军人。
  父亲一直是家庭的支柱和脊梁。他的收入先是赡养南川老家的父母,跟母亲结识后,供养母亲读书,跟母亲结婚后,供养母亲娘家生活,改变了外公外婆一家穷困潦倒的境况。
  1945年父亲率部从云南开赴越南河内、海防接受日军投降,按照规定家属不得前行。我们三兄妹随母亲离开云南回到她的故土四川省三台县定居。外公、外婆原本带着另外四个子女居住在县城学街一户低矮的房子里,依靠手工装订学生习字用的练习本为生。1946年母亲用父亲的薪金积蓄在东街文庙(即后来的师范校)旁购买了一套七间青瓦平房带天井的小院子,供我们和外公一家居住,全家人的生活得到了彻底改善,外公过起了宅居生活。外婆则成为一名虔诚的佛教徒,在家里靠近米缸的墙上悬挂一个白色布袋子,每次煮饭均会抓一把米放进布袋子里,等到参神拜佛时,她会带着布袋到下南街的佛堂,将贡米孝敬给佛主。
  外公的老么是家中唯一的男孩,此时正在读中学,得以在优渥宁静的家庭环境中成长,他爱好广泛,涉猎书法、绘画、棋琴、箫笛,写得一手好的毛笔字,并很喜爱丰子凯的画册,家中窗棂上的窗纸均是由他绘就的花草虫鸟。他的棋艺也有过人之处,这种爱好一直保持到他临终时刻。他博览群书,由此奠定了自己深厚的古文功底。后来在北京受了高等教育,任职于中科院地球化学研究所,负责地质学报的编辑。退休后因脑溢血而去世,此时他正在跟一位好友在家中对弈。而他的其他三个姐姐则没有这么幸运,此前的家境使她们受的教育不多,文化程度都不高。
  在外婆娘家人的鼓吹下,1947年母亲又将父亲的一部分积蓄用于购买三十亩土地,位置在外婆娘家的玉林乡冯家沟。至此,我家很快便陷入了万劫不复的境地。
  父亲到成都后,先是租房住在半边桥街附近的陕西街。房主是母亲二妹夫的母亲,她原本有一大院房屋,其夫去世后,家业逐渐衰败,依靠出租房屋为生。
  1948年秋季,母亲带领我们三兄妹及她的三妹从三台迁到成都跟父亲住在一起。因为住房十分狭窄拥挤,且是租用别人的房屋,1949年秋季,父亲在皇城附近低价购得一处破房,并花钱进行修葺,正待我们快搬进新居之时,内战的炮声已在成都郊外响起,为避战乱,母亲只得带着我们返回三台居住。至此,成都住房的家具、物品及“新宅”均在炮火声中散失殆尽。

  父亲参加成都陆军军官学校的起义之后,被编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八兵团随校,后更名为西南军政大学川西分校,接受思想改造。家属享受军属待遇,门前挂着革命军人家属光荣牌,逢年过节均有政府部门及街道人士到家慰问。1952年父亲从军政大学结业,凭着军政大学的证明,返回母亲故乡三台县跟我们住在一起,父亲的噩梦就此开始。
  父亲虽然没有正式工作,但居委会安排他做夜校教师,担当起为群众扫除文盲的担子。他还尽心为居委会办黑板报,宣传党的时事政策。后来又到小学做过代课的工作。
  随着阶级斗争的弦绷得越来越紧,政治空气越发紧张,1954年全国第一次普选时,以父亲曾在国民党军队任职为由,剥夺了他的选举权,不仅如此,为了阶级斗争的需要,还在剥夺他选举权的群众大会上公布父亲的所谓罪行,进行羞辱批斗。此后,又多次通知父亲到派出所反复地进行历史审查,无奈之下,父亲已经万念俱灰,为生活所廹,只得将他的所有藏书低价出售,自己出卖劳力,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即便如此,也终究未能逃脱被迫害致死的厄运!
  父亲终其一生,憨厚诚恳,从未与党派政治相干,始终与民族自卫抗侮为伴。对政治毫无兴趣和敏感,对内战战局毫无反应,对共产党毫无反感。当国民党政权前景一片渺茫,内战炮声逼近成都之时,他仍在忙着完成他的“枪械学”一书。当其直接上司关麟征卸任校长接任陆军总司令,却未到职而策划直接飞去香港,副官处处长吴丽川计划欲去台湾之时,教育长吴允周借口送家眷去台湾,一去不返,训导处处长王锡钧也携家眷去了台湾,张耀明最亲信的军官教育队队长刘世懋,也携家眷飞台湾。虽然这时张耀明刚接任成都陆军军官学校校长,也于危急关头飞往台湾。此时父亲却还在期冀拥有、积极建造自己在成都的住房。这豈不是引颈待戮吗!
  正如龙应台在《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一书中所揭示的:选择决定命运!江山鼎革之际,1949年确实成了一道分界线,是把历史和人的命运分开的坐标线。

  母亲终其一生是苦命、曲折而顽强的。
  她出生在一个穷困潦倒的家庭。她的父亲,我们的外公是向氏大家族的老么,其几个哥哥均在三台县下南街经营商店,出售锅碗,是三台县有名的向氏锅碗铺。唯独我们这个外公生计能力差,家产耗尽,只得寻找各种糊口的方法。他曾从三台坐船经涪江顺流而下,贩运石磨到合川出售。后来则跟外婆一起手工印制中式信封、信签,装订作业本、习字本,出售给学生。
  外公育有四女一男,家庭人口众多,收入却异常微薄,可想生活之拮据。无奈之下,上世纪三十年代末期外公将母亲变相出卖到河南。母亲难以忍受夫家的虐待,寻机脱逃,混上了一辆南行的火车。在危难之时,遇到列车长查票,母亲声泪俱下照直相告。面对漂泊异乡、孤苦零丁、悲惨异常的场景,这位列车长动了恻隐之心,将母亲带走收留在自己家中。母亲具有缝纫的一技之长,在列车长家中教他女儿学做针线。这位好心列车长的收留彻底改变了母亲的人生。
  此时,父亲担任国民革命军第十五集团军第52军的营长,率部驻防在湖南。第十五集团军由关麟征总司令统率(1947年关麟征改任成都陆军军官学校校长),下辖第52军、第79军、第37军共三个军,第52军的军长为张耀明(1949年张耀明改任成都陆军军官学校校长)。
  偶然的机会,列车长将母亲介绍给父亲认识,父亲将母亲送至中学读书。当时,全国的抗日救亡运动风起云涌,母亲在学校受形势的熏陶感染,积极参加校内外抗日宣传活动,加之本身具有音乐天赋,她在这个阶段学会了弹奏风琴,并奠定了自己的表演才能。
  结婚之后,母亲作为随军家属,一直陪伴在父亲身旁,哺育我们三兄妹。1941年父亲率部随关麟征将军由湖南经广西入云南,长期驻守中越边境。1945年8月日本投降,父亲率部到越南受降时,母亲则带领我们三兄妹返回故土四川省三台县。

  我们返回三台后,1946年在三台城关东街购买一套七间平房构成的小院子,让外公外婆一大家人跟我们住在一起。母亲在小学任教,活跃在三台文化界,包括学校、医院、照相馆。她还购置了风琴,供她充分展现自己的音乐才华。三台的惬意生活维持了两年多,1948年秋,我们便到成都跟父亲住在一起了。
  母亲荣归故里后,外公外婆家顿时兴旺多了。向氏家族的族人开始更多的跟外公一家往来。上一辈的族人,我不甚了了,而跟母亲彼此有往来的平辈堂兄妹,据我有限的了解,计有:向荣森的爷爷、王宏孝的母亲、黄丽琼的母亲、向泰真(向前)、向泰利等等。
  外婆娘家人的拜访也更勤了。在外婆哥哥的鼓吹下,1947年母亲又拿出父亲的一部分积蓄在三台县玉林乡购买了三十亩土地。就此埋下了当地主的祸根。

  到成都后,我们租房住在陕西街,位置在跟陕西街呈丁字形的半边桥街的斜对面。街面是一家凉粉店,穿过铺面狭窄的通道,里面的大院子是三进式的,一直通到最后是一个偌大的院落,那里大概住了约十来户人家。我们租的房子则在凉粉店后面通道的东侧,四间房子由北至南一字排开,这排房子的南端是父母的卧室,向北依次是饭厅(兼做客厅)、两间卧室。我们三兄妹和三姨共居一室,最北端那间是给保姆居住的。饭厅的正门向西正对着院落的通道,好在房前有一排竹编篱笆,可以遮挡行人的视线。父母卧室南端的尽头还有一间较小的厨房及一口水井。我们一家人这样居住,确实显得拥挤。父亲一心想要换个居住环境,也跟这里的条件太差有关。
  陕西街在成都的地理位置较好,东起现在的人民南路,西接君平街。街面虽不宽但道路较长,约有两里路。这条街地邻成都老皇城,人气旺盛,购物、上学都很方便。我们出家门,向北穿过斜对面的半边桥街,便可到达少城公园(即今人民公园),星期天我们曾在公园的“薛涛井”四周嬉戏游玩,迎着夕阳余辉在草丛里捉蜻蜓……
  我上的小学名叫“启化小学”,好像是教会开办的,她同著名的“华美女中”两校毗邻,只靠一道矮墙间隔。我在这里读了一年半(小学一年级下期及二年级),小学三年级是后来回到三台县读的。“启化小学”离我们家不远,从我们家出门向东沿着街沿边行走大约一里多路便到了。沿街有不少小店铺,其中还有一家少年儿童报社,放学回家,我总爱在这家报社铺面前逗留,因为这里经常有一些吸引少儿的图片。
  三姨智力不开,闲居家中,勉强可以读读报纸。保姆负责采买和做饭。母亲不玩麻将、棋牌,喜欢看戏、逛照相馆或自己在家弹奏风琴。

  母亲在她的几个妹妹中拥有较多的发言权,源于她对全家人的关爱以及多年来对家庭在经济上的支撑。
  母亲的三个妹妹虽然读书都不多,受到的教育很少,但是她的二妹却天资聪颖,处事机灵圆滑,染得一身浓厚的小市民习气,做事说话总会看风使舵,看人说话。在她工作的三十来年的历次政治运动中,虽然她总是标榜自己出身贫寒,苦大仇深,然而,因为文化程度低,做小学教师工作平庸,业绩不佳,因此并没有因为“阶级觉悟高”而加入共产党。
  为加强抗日财政的管理,1942年国民政府实行盐专卖,统管“盐政”、“盐务”,川康(含四川及西康)全省的盐务统合为三个盐务管理局,其中川北盐务管理局仍然设在三台县。在三台当地,这是一个有脸有面的单位。母亲的二妹在四十年代初期,结识了川北盐务管理局一名小职员,两人相恋结婚。她在小家庭中一直处于强势,凡事都是由她做主,说一不二,她的丈夫遇事均会依着她。但因文化水平不高,因此她女儿出生取名时,总是由我母亲为她做主。不过后来由于政治环境的变化,她已不屑搭理她的唯一的姐姐。特别是她成为海军军官的丈母娘之后,更是显赫一时。可惜,她的四个女儿均智力不高,生活平庸,不足称道。后来她则因老年痴呆病去世。
  母亲的三妹,智力低下,反应迟钝,近乎于木讷,但母亲对她照顾有加。1948年秋季,我们搬迁到成都居住,母亲也将她带到成都跟我们住在一起,她一直待嫁闺中。回到三台后,母亲这时已经无力供养她,1950年初遇到了自称中共党员的彭氏,两人遂结姻缘,但时间不长,彭氏因叛党情节暴露被捕入狱,两人婚姻终结。无奈之下,母亲只好再次张罗她的婚事,将她远嫁陕西,以避横祸。后来她在饥荒年代饿死。
  母亲的四妹待人厚道,知恩图报。四十年代后期在成都结识一名低级军官舒氏,两人婚后育有一子一女。五十年代初期舒氏被捕入狱,婚姻终结,后经母亲介绍,她带着一对儿女远嫁陕西。一则她摆脱了经济的困境,二则为儿女的安身立命找到了一处归宿。她后来还回三台看望我们。八十年代,她因高血压去世。

  1949年年底我们回到三台,不久便遇到了土地改革。
  玉林乡的三十亩土地,是母亲在1947年冬天购买的,到1950年春季,并未满三年,按照土改划分成分的政策本来并不该划成“地主”,但是在宁“左”勿右的大环境里,其结果是不出意料的。
  母亲当时三十出头,作为一名弱女子,只好承受这种土改运动中狂风暴雨的批斗打击。乡农会派出武装民兵押解母亲到玉林乡进行批斗,当场交出土地契约,没收土地、房屋;批斗结束后,又由武装民兵押解回县城索要罚款。在两名荷枪实弹的民兵押解下,母亲只得将自己的金首饰拿到当时设在老西街的人民银行里换取现金,作为罚款交出。
  接着,1951年10月全国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父亲所在的“军政大学川西分校”学员主要是成都陆军军官学校的起义官兵,共计约几千人。名为军政大学,实为改造旧军人的营地,学校组织学习革命理论,审查每个人的政治历史,动员清理旧思想、旧风气,要求军官交出旧社会里自己的积蓄。作为父亲这种军阶的人,在学校自然处于“显赫”位置,因此成为运动的主要对象。上世纪四十年代后期,社会出现恶性通货膨胀,物价飞升,货币贬值厉害,当时父亲将自己的积蓄换成黄金以求保值,由母亲保存。这时,为了换取人身自由,在一片肃杀的气氛中,父亲只得写信动员母亲把自己毕生积攒的黄金悉数送交“三台县增产节约办公室”。这些积蓄包括父亲历年的薪资、负伤获得的抚血金、战场的犒劳奖金。
  至此,家中所有积蓄便倾囊已尽。

  父亲进入西南军政大学之后,家庭顿时失去了经济来源。一家八口人,母亲的小弟是高中生,作为热血青年报考进入“青年工作队”参加农村中心工作及土地改革,家里还有外公、外婆、母亲及我们年幼的三兄妹,另外还有母亲的三妹,家里生计面临危机。
  三十多岁的母亲独自一人挑起了养家糊口的担子,可想这付重担是多么的沉重!
  母亲作过多方筹划和奔走,比如她想自食其力,利用家里的一个手推石磨制作豆浆出售,经过估算,销路没有保证,收入也难敷家用,最终放弃了。后来想走实业的道路,织布出售,将家里一间住房改作为机房,购买了两台织布机和原材料,请了两位工人,搞了一个多月,终究难以为继,只好关张。
  再后经人介绍,母亲到县城的一家钟表店作会计,搞了一段时间。当时的私人店铺营运环境不好,加之受人排挤,也就只好作罢。
  在此期间,母亲是街道的文娱活跃分子,配合当时的抗美援朝等各项政治活动,带领群众组织秧歌队、腰鼓队,还经常组织各种演出活动,并担任主要演员,比如宣传新婚姻法,排演过“小二黑结婚”等节目。
  当时在这种小县城里具有中学文化程度的人并不多。母亲凭借她的文化优势及曾经在小学教书的经历,终于得以到小学谋得一职,家庭的全部收入只有依靠母亲当小学教师的微薄薪金。
  我们三兄妹均在幼年,母亲被安排到景福、心妙等远乡小学教书,无睱照顾我们。我们由外公、外婆带领,家务则主要由外公打理。虽然当时我刚满十岁,却是外公的帮手。外公做饭,我坐在柴灶前的小凳上烧火添柴,用的是茅草或劈开的木柴。饭后,由我洗碗,个子矮小,只好站在小凳子上。严冬季节,还得在冰冷刺骨的水中洗红苕、萝卜、青菜等,双手冻得通红。遇上吃面条,则用石臼将豆豉舂碎,作为调料,这样比买酱油便宜些。面条则是到街上店铺购买刚加工好的“水面“,因为“水面”比干面更便宜。逢年过节,操刀杀鸡,烫鸡、拔毛均由我做。每周还得洗自己的衣服,对于一个十岁上下的孩童,我会端个小凳子坐在木盆前非常吃力而艰辛地干活。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52年父亲从成都回来。

十一

  1954年,家里一喜一悲。喜的是,家中添丁加口,五月份晓蓉呱呱坠地,我们有了可爱的小妹妹;悲的是,不到一个月,外婆便因病辞世撒手西去。
  外婆本来有心脏病,因此平时的家务均由外公操持。由于经济拮据,在母亲的“月子”里,只有生病的外婆可以沾母亲的“光”,受用荷包蛋。一天早上外公正在厨房做饭,我听见房间里有响动,进屋一看,外婆心脏病突发。她本来坐在一付“马架”上,这时歪向一侧的头部搭了下来,手中盛荷包蛋的碗撒落在怀里,刹时命归西天。
  全家人顿时慌了手脚。当时能够出力的,只有外公、父亲和我。母亲唯一的弟弟在北京读大学,母亲的三妹、四妹均远嫁陕西,母亲的二妹怎么没有出现我已没有印象了。
  外公带我到县城下南街给向氏家族报丧,每到一家便是由我先作揖、磕头跪拜,然后外公报丧。家中的丧葬事宜主要由父亲筹办,出殡那天,前面有一人手持招魂幡,父亲始终双手揣着外婆的灵位,我则跟随在父亲的一侧,后边是抬灵柩的人群,出殡队伍由东街、上南街、老西街,出老西门,经南桥直往玉林乡外婆老家安葬。

十二

  外婆、父亲相继去世之后,母亲带着小妹妹继续在乡下教书,我们三兄妹也相继由小学升入中学读书,按照学校规定在学校吃住。这时,外公理家的担子就轻松多了,直到1958年夏天全国掀起大跃进高潮,在城关一小教书的母亲二妹因家务需要协理,外公住到她家去了。1970年外公病故。
  母亲一人承担养家重任,在小学教书,每月收入不到三十元,要养育我们四兄妹,经济上的困难可想而知。这需要多么顽强的毅力才能承担这付担子啊!母亲只得将原有住房大部分出租出去,以换取有限的收入供养我们,这在很大程度上支撑了全家的生活,使我们家庭在最困难的时候度过难关。到1965年政府出台“经租房”改造政策,出租房实际上被变相的没收,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实。这条经济补贴的途径便这样断绝了。
  虽然母亲长期不在我们身边,但她对我们兄妹的关爱一直没有中断。比如,在乡下她为我们作好布鞋托人带进城,对我们能够生活自理充满自信,对我们努力学习感到欣慰,对我因品学兼优获得助学金感到高兴。关心我们的身体和学业,盼望我们能够早日成长自立。
  1954年夏秋,我从城关二小毕业,考入离家很近的三台中学,在这里读了两年初中。1956年秋季,县城西南郊外开办不久的三台一中扩校,我们年级十个班,被划拨了四个班到一中继续完成初三的学业,我们班也划拨到一中。当时,学校执行的是住校制,这一年乔敏正好小学毕业考入三台中学,因为缺少棉被,母亲到学校申请让乔敏也转到一中读书,跟我共校,让乔敏跟我同床共被,这样可以节省开支。
  平心而论,就我们四兄妹的智力、学习勤奋、学习成绩和在校表现,考上理想的大学都应该不成问题,然而,我们四兄妹的成长发展均受到父亲的政治经历及家庭成分的极大影响。1959年夏季,乔敏初中毕业升高中无望,在“绵阳工业专科学校”的录取榜示上列为备取生。母亲异常着急,怕乔敏失去读书的机会,急忙约上另一名备取生的家长,四人马上赶往绵阳工业专科学校报到,这才让乔敏避免了失学的危险。
  1961年羡蓉高中毕业也因受“唯成分论”的政策歧视,升大学无望,只好进入当时尚属冷门的刚开办的三台县中医进修学校,在这里艰苦学习了三年。1964年初春羡蓉从中医校分配实习兼作毕业,母亲向中医校班主任送去十斤核桃,我知道后顶撞了母亲,认为她这样作是在行贿。我对人情世故一点不懂,我哪里能懂得她的一片苦心,无非是作为对老师的感谢,希望羡蓉在被分配时,能得到一些照顾。
  1963年5月,我因病从大学休学回家。我花了一块钱从地摊上买了一剂中药,准备泡酒,用于治疗神经衰弱。母亲知道后对我大为不满,她很看重这一块钱,不过这一块钱对于她来说确实是很不易的。当然,她更大的忧虑可能在于,对我前程的担心。好在很快我便找到了临工做,能解决自己吃饭问题。这年8月底我在城关民办中学觅得任教一职,每月28元。我在学校吃住,每月缴伙食费9元,我将另外5元交付母亲。这时,母亲带着小妹妹在城边的一所小学教书,因此我可以在周日跟她们一起团聚,这样她的忧虑情绪渐渐地得以消除。这种生活一直持续到1964年8月我复学返回大学为止。
  我们四兄妹中,最为不幸的是小妹妹,在母亲身陷困境之际,她不仅不能完成小学学业,而且被迫作为知青下乡,小小年岁便在艰苦的农村独自承担起生活的重担。

十三

  母亲教书育人有经验,因此在教学上取得了较好的业绩,特别是在1962年、1963年的学校评比检查中显露出来,得到不少荣誉和奖励。
  但是,母亲的性格固执而张扬,得罪了一些人,这给自己种下祸根。
  在“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年代里,全国各地相继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即“四清运动”。
  恰好此时,三台县刚发生震惊全国的“中兴事件”。1962年9月22日晚,三台县中兴公社和平大队复员军人李庆兴被大队长曾贵金、副大队长兼治保主任李吉太组织群众将其毒打致死。此案被定性为“反革命复辟”。就此,三台县被认为是阶级斗争形势最严峻的地方,因此四川省“四清运动”试点便选中在三台县。1964年秋冬,一场血雨腥风、杀气腾腾的运动便在三台县铺开了。这场运动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极“左”思想指导下开展,把阶级斗争看得越来越严重、越尖锐,从而导致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在三台县比其它地方更为突出。
  在这场狂风暴雨的运动中,母亲终于中枪。对她有成见的人利用机会,落井下石,大肆无限上纲上线,甚至无中生有恣意鞭挞,特别是一名民办教师觊觎她的职位,成了批判会的急先锋,母亲则成了人血馒头,这名民办教师的个人目的最终遂意。无助的母亲,因为成分是“地主”,兼有“反动军官”妻子的身份,结果被开除公职、戴上“帽子”,遣回街道,交群众管制。这一社会地位的沉沦,一直延续了十六年,并且长期殃及子女。
  母亲丧失了工作,带着十岁过一点的小妹妹回到居委会,一边被监督劳动改造,成为每次大小批判会的陪斗者,一边依靠手工做缝纫为生,勉强度日。这时大妹妹刚到区乡的卫生所参加工作,薪资微薄,只能对母亲尽力支助。
  1964年我复学回到大学,依靠母亲的小弟弟给我一些零花钱,一直到1967年我开始领取工资,这时也在经济上支助母亲。

十四

  粉碎“四人帮”之后,胡耀邦担负起改革开放的重担,首先从平反冤假错案和为“地富分子”摘帽的工作开始,中国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
  建政以来,中国实际是一个“唯成分论”的“身份等级社会”,按照阶级斗争学说,划定不同阶级,实行阶级歧视政策,进行阶级专政。“地富反坏右”成为贱民阶层、专政对象,并且通过户籍制度和档案跟踪制长期殃及其子女。“家庭成分”决定着一个人的前途命运,“五类分子”及其子女处于社会最底层,处处受歧视、排挤、打击,永世不得翻身。他们的社会地位,实际上并不比美国早期的“黑奴”好。因此,有人将胡耀邦的功绩跟林肯1863年解放黑奴相媲美,这种比喻其实并不为过。林肯解放了380万黑奴,胡耀邦却解救了几千万的“贱民”,让他们恢复“人”的尊严,重新回归社会,回归人间,这是何等伟大的历史壮举!
  在社会变更的时期,我们整个家庭遭受极大的不幸,特别是父母突遭厄运,成为时代的牺牲品。当社会复苏时,我们有机会为父母的冤屈伸张,恢复父母的名誉,争取父母的权益。在这个过程中,我作为长子,做了最大的努力,这是我应尽的孝心。
  在这种社会变更的背景下,1981年,经过甄别落实政策,母亲终于回到教师队伍,享受到退休教师待遇。
  母亲解脱了政治上和精神上的枷锁之后,焕发出了生命活力。尽管当时已年过六旬,她利用自身健康较好的条件,怀着对生活和大自然的热爱,敢于只身出行,遍游国内山河,北京、上海、广东、广西、陕西、云南、贵州等地均留下了脚迹。
  这一阶段,她的另一个生活内容是,在居委会活动室服务,做街道大妈,检查街道环境清洁卫生等等。
  母亲落实政策前后,住在东街老家,得到我们兄姊的关心和照顾。我带儿子多次为母亲做了不少事,例如,修理家具(桌椅、马架)、维修电器(电灯、电热杯)等方面,只要母亲需要,我们都及时办理。
  我们曾先后住在潼川中学和三台中学,多次接母亲到家中,做她喜欢吃的饮食,炖猪脚、炖鸡给她吃,中秋节给她送月饼。
  她住在老年公寓时,我每次去看望她,会给她买些她喜欢吃的蛋糕等糕点和香蕉之类的水果。为她寝室里安装调试电热杯,为她解决一些必要的问题。
  1995年母亲动身到丰都之前,我们曾为她饯行。
  九十年代母亲住在丰都养老院,每月邮寄生活费、报销医药费、多次索要的文件等证明资料,我不厌其烦,认真操办。母亲晚年在丰都和三台之间往返,我们几兄妹一直在商量怎么安排,大家都尽心作了不少工作。
  母亲返回三台后,2001年她的生日,我把她接到家中,当时还请羡蓉到家主厨。我们为她作了云豆炖鸡。她当时提及羡蓉修房砍树的事,我们考虑她的年龄和遭遇,都未跟她计较。
  2003年我从美国探亲回国后,马上去看望母亲,给她送保健品,带去孙儿、孙女的照片。
  但是她仍有固执的一面。不听信我们的进言,致使她被南川的侄孙女婿骗了一笔钱、执意出卖仅有的一间住房到丰都福利院居住、唠叨于她住房后边的梨树被砍……

十五

  八十年代初期,在母亲落实政策之后,我便开始收集材料,还原父亲真实的一生。父亲是个正直、诚实的职业军人,戎马半生,对国家、对家庭都做出了重大贡献。然而在血雨腥风的年代却惨遭不幸。
  当时市面上只有老式机械打字机,而且只有少数铺面才有这种服务,打印费用也较贵。我不惜将整理的资料打印多份出来作申诉使用。1983年9月9日我正式向中央统战部、省委统战部、三台县委统战部提出申诉,要求落实父亲起义军人的身份。1985年5月父亲的冤屈终于得到昭雪,起义军人身份得到恢复。我直接到三台县委统战部替父亲领取到起义军人证书,交给母亲保存。
  1958年寒冬,父亲去世后被草草掩埋在凤凰山上。经过群众“战天斗地”岁月,凤凰山面目全非,父亲尸骨早已荡然无存。我总思念着为父亲灵魂寻一安身之处。父亲是黄埔军校早期的毕业生,人生顶峰时在黄埔军校任职,既是黄埔人,身附黄埔魂。父亲的尸骨找不到了,我感到应该让父亲的魂魄归附黄埔。因此四处寻找魂魄归附之所,在成都寻找过黄埔同学会之类的组织。2007年,我终于从网上找到了“中国黄埔军校网”,真是让人喜出望外,我将父亲的事迹传给网站,希望父亲的魂魄回归黄埔。既然是给父亲设置的精神丰碑,我在文章最后列出了我们四兄妹的名字、出生地及出生年月,表示父亲的后人在一起祭奠。在正文最后,我还特别强调“在他含冤逝世二十多年之后,经过我们兄妹的奔走,他的起义军人的身份终于得到承认,他的在天之灵终算可以得到一丝慰藉”。网站发表时(http://www.hoplite.cn/Templates/hphrwz0130.html),编辑在我的名字前面加上了“黄埔后人”四个字。
  随着网络的普及,我曾先后将父亲的事迹,发到“百度”等多个网站宣扬,以还原历史的真相。父亲原籍在重庆南川,我找到重庆主办的一个罗氏宗亲的网站──“罗氏家园”,这个网站接纳了父亲,并将父亲的事迹刊登出来(list.asp?unid=1385)。这样父亲的抗日事迹就能让全中国和全世界都知晓。
  2015年在绵阳,当我得知中央为纪念抗战胜利七十周年,准备颁发纪念章。6月6日我及时向市委统战部和市民政局投书为父亲申请领取纪念章,经过我的努力争取,父亲终于获得这份殊荣。
  为父母伸张正义终于使历史还原了真相,这些工作是我们兄妹共同努力的结果。这既可告慰父母的在天之灵,也可为子孙后代昭志。

十六

  2007年母亲91岁高龄与世长辞,被安葬在县城近郊山坡的树丛中。可惜父亲的遗骨早已无处寻觅,无法跟母亲合葬在一起。在母亲碑文上镌刻着:“向映月1916年生,系黄埔军校七期毕业生、黄埔成都本部副官处少将副处长罗怒涛遗孀。早年随夫追南逐北,后从教恭谨,勤勉守职敬业。荣辱交相寓,苦乐交相融。于2007年5月16日无疾而终。”
  在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为父亲颁发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章”。2015年9月1日我受邀出席绵阳市委统战部举行的“纪念章发放仪式”,并替父亲领取到纪念章。这是父亲早就应该获得的当之无愧的殊荣!

2020年清明前夕00000000
2020年10月修订00000000


相关链接:缅怀我的父亲、黄埔军校少将副处长罗怒涛
作者简介:
  罗桥础,原名罗翘楚,男,汉族,1941年2月生,四川省三台县人。1966届毕业于西南师范大学生物学系,中共党员,四川省三台中学(国家级示范高中)高级教师、教研组长。曾任《生物报》通讯员、绵阳市生物学会理事、三台县新闻工作者协会会员。
  从事中学教育三十多年,知识面广,专业功底雄厚。教学中勇于探索,成绩显著,科研能力强。1994年获《生物学通报》奖励基金三等奖。长期勤于笔耕,先后在《生物学通报》、《中国青年报》、《中国教育报》、《四川日报》等十多种报刊发表文章百余篇;九篇科研论文先后获省、市、县级奖项;十余幅摄影作品在中央、省、市、县级报刊上发表,获奖。
  1992年任“三台中学校友奖学金基金会”办公室主任。1995年任三台中学九十周年校庆办公室主任;同时担任《三台中学校校史资料选编》和《三台中学九十周年校庆纪念册》执行副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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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2020/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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